第七节承前启后――秦惠文王自立为王,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秦的历史上,继秦孝公而为秦国国君的秦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
>秦惠文王名驷,孝公之子,又称惠文君、文王、惠王,也被追称为帝。其于公元前337年即位,享国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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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国的发展而言,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作用是承上启下的。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为了缓和国内政治矛盾而诛杀了商鞅,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制度,相反,在内政方面,他仍然坚持并完善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继续执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原则,从而聚集了大批谋臣良将。尤其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是,自秦穆公以来的“求贤”、“纳客”举措,在秦惠王时期形成一项比较完善的客卿制度,对秦国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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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秦惠文王时期的客卿制度与战国之时“养客”和商鞅之时及之前的“用客”制度有很大不同,表现出秦惠文王在用人制度(仕进制度)上的改革意识和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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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雄天下,都竞相养客。战国四公子中的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因养有大量的宾客而闻名天下。这些被养的宾客,又叫“食客”,他们或怀绝技,或有异能,或属罪徒,或为无赖,不分国别,无论良莠,成分比较复杂,而且无“特操”,大抵都是为利而聚,乘势而往,所谓“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者比比皆是。据《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载录,在这些“食客”中,亦不乏智能之士。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载的孟尝君所养之“食客”冯谖(xuān),就“焚市义”、“游说于梁”,为孟尝君营得“三窟”,不但使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为齐王所重用,而且避免了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富贵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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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养“客”之举,似乎要严谨得多。据《商君书·境内》载,并非每个富豪之家,都有养客的资格,要养客,必须有600户的地户和封邑,否则即为违法。除此之外,秦国还设有专门的粮仓,以供客用。由此可见,客在秦国的社会地位要比其他六国高得多,已经有“官养”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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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孟尝君所养之门客,有无鱼之客、食鱼之客、车乘之客诸般等级一样,秦国之客也有等级之别。一般说来,比较受重视并且给予较高礼遇的为之“上客”,反之为之“下客”。但无论是“下客”,还是“上客”都还是无官之人,由客而为“客卿”,方为得官之人。而这一制度性的客卿使用流程,正是秦惠文王对秦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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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他一方面继续贯彻商鞅制定的军功授爵制,比如张仪等拜客卿后,均以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后才得以拜相,但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却在由客拜为客卿时,往往因客的一番政论而授以官位,并以此作为仕进的另一途径,为智能之士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拓宽了仕进之路。正因如此,以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为标志,秦国出现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大批异域人才进入秦国,秦国的高级官吏之位,更多的“出于客”。以张仪相秦为标志而形成的客卿制度,对秦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保障作用。黄留珠先生评价秦惠文王的这一举措时说:“它即是秦较早突破宗法制的茧缚,举用外人的传统特点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秦统治者不断总结仕进经验教训,纠正军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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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贡献还体现在拓边开疆的对外战争方面,具体说来,秦惠文王的拓边开疆之功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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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迫使魏献河西之地与上郡15县。公元前341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为将率军击魏救韩,孙膑使用“减灶之计”引诱魏军,并在马陵(今山东省濮县)设伏,魏军中计,被齐军打败,损兵十万,主将太子申、庞涓战死,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为“马陵之战”。此战之后,魏国军力大大削弱,而秦、齐两国军力日盛,与楚形成三强并立的对峙之势。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用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东)人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国为讨好秦国,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秦公子率军与魏军作战,俘虏了魏军主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惠文王继续发兵进攻魏国,历经数次大败的魏国军力不支,被迫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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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9年,魏国人张仪入秦为相。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诱迫魏国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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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8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之后,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国只得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魏国由此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连国都也不得不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次年,秦国将少梁更名为夏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在获取魏国的河西、上郡等地后,秦国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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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击败赵、燕、韩、楚、魏五国合纵伐秦。公元前319年,赵、燕、韩、楚等四国助公孙衍为魏相、逐张仪而行“合纵”之策后,秦、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友好相援而改为紧张对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攻三晋又连连得手,楚国已感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所以对秦国转而采取防范和对抗政策。公元前318年,楚等五国伐秦,楚怀王被推举为纵约长,但楚怀王领导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军迎战五国之师于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北),五国的军队都不是秦军的对手,逐一被秦军击败。楚怀王举棋不定和软弱无能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秦惠文王瞅准楚怀王的弱点,对楚国采取文武两手,步步进逼,先取巴蜀,“得蜀则得楚”,从长江上游扼制荆楚,以震慑楚国;又使张仪诳楚,许以商於之地600里而使楚“绝约于齐”,斩断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置楚国于孤立挨打地位。楚怀王利令智昏,果然中计,先绝齐而后又攻秦,结果被秦大败于丹阳和蓝田,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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