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崇节俭思安百姓
第九节崇节俭思安百姓，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中国人在长期经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靠勤劳节俭积累财富，创造辉煌，推动历史前进，逐渐养成崇尚节俭之风，成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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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把节俭作为兴家治国之道，而视奢侈为败家丧国之畏途。故极力倡导节俭，身体力行，建成千秋伟业。大凡统治者能厉行节俭的时代，国运兴隆，社会稳定，百姓乐业。相反，统治者沉醉于奢靡时，国运衰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从夏后帝启继统，到清朝末帝溥仪退位，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有数百名王和皇帝，主宰着中国历史命运。其中不乏文韬武略，励精图治，建不朽业绩，领一代风骚者。汉文帝便是这些佼佼者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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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虽功不及秦皇汉祖，德逊于夏禹周文，然而却以躬修节俭、思安百姓著称于世，被誉为好皇帝，树为统治者的榜样，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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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二年（前205），刘邦使曹参、韩信北略魏地，擒魏王豹，掠其宫女，纳入织室做工。汉王四年，刘邦偶然间来到织室，见到所掠魏王宫女中有位姓薄的色美，遂纳入后宫，号称薄姬，成一夜夫妻，而生支帝刘恒。至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平定代相陈之乱后，欲立宗室为代王，树为藩屏，北控夷狄。群臣见八岁的刘恒“贤知温良”，一致推举，遂立为代王。吕后称制残害诸刘骨肉时，因昔日薄姬很少同刘邦在一起，不得爱幸，故免遭吕后忌妒，未被视为敌手，得以随子刘恒居于代都晋阳。在宫廷斗争复杂，祸福难测环境中，刘恒母子虽远离宫中是非之地，仍生于忧患之中，诸事小心翼翼，谨防惹火烧身，渐渐使刘恒养成谦恭宽厚、克己寡欲的品格和习性，其躬修节俭，思安百姓，自有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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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代王刘恒24岁时，吕后驾崩，诸吕覆灭，太尉周勃等认为吕后所立少帝刘弘非惠帝之子，深怕日后替吕后进行报复，加害诸大臣，遂决定废少帝刘弘，议立新君。当时，刘邦8个儿子中，已有3个病故，3个被吕后杀害，只有代王刘恒和少子淮南王刘长健在。此外，还有刘邦长孙齐王刘襄，也具备继承皇位资格，而且最初大臣们曾议立齐王襄。但因刘襄舅父驷钧暴戾如虎，恶名昭著，大臣们深怕重蹈诸吕覆辙，所以又改变了立刘襄为皇帝的念头。经过多方权衡，代王刘恒居长，且风华正茂，已做了17年代王，政治上渐至成熟，其舅父薄昭为忠厚长者，颇有人望，可无外戚之忧，遂立其为皇帝，于吕后死后两个多月宣布即天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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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既无创业功劳，又无守成业绩，在铲除诸吕中，也无尺寸之功，同大臣们的关系也无深交。但是，政治斗争常常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最后选择一位双方都能接受的中性人物出来收场。历史赋予刘恒乱后思治机遇，仅凭“贤圣仁孝，闻于天下”的名声，当上了皇帝。即位以后，颇能以前代兴亡得失为鉴，“勤劳天下，忧苦万民”，推行以民为本方针。为了稳定形势，巩固政权，从即位伊始，接连采取节俭惠民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使国家走向健康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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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元年（前179）三月，汉文帝诏令振贷鳏寡孤独及穷困百姓，使其得以维持生计。明令各郡县，对“年八十以上，赐米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二疋，絮三斤”。并使所在郡县长吏亲自过目后，督责尉丞致送。此项纪事，表面上看似有舛误，所赐大于所需，又非官府财力所及，给人以不实之感。但细绎其情，又完全可能：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汉代八九十岁的老人凤毛麟角，万不得一，故此项诏令仅是象征性措施，不具普遍意义；二是自战国以来，各国倡导法家主张，贵壮贱老，寡于亲亲之恩，怠于尊尊之义，致使世风浇薄，恩义断绝，并直接反映在统治者身上，屡有犯上作乱事件发生，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汉文帝推行孝亲养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从根本上醇化社会风气，强化统治基础，让人们循规蹈矩，习惯于走前人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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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四月，汉文帝又从自身作起，拒收献物，以煞送礼之风。当时曾有人来向皇帝献千里马，文帝说：“鸾骑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这两句话，既说得实际，又很有哲理，深知自己寸步离不开群臣，一旦乘坐千里马，势必远离群臣，成为我行我素的孤家寡人。于是，汉文帝命令退还千里马，并发给路费，使其免受损失。随后又下诏：“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禁止官吏烦扰百姓，搜求天下奇物玩好，以物质讨好皇上。后世的汉武帝，为了得到西域所产千里马，不惜兴师动众，派兵远征，耗费人力物力，以满足渴求良马的欲望，同汉文帝形成鲜明对比，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皇权至上，人欲无穷，今天接受一匹千里马，明天可能会有十匹二十匹来献，收授双方竞其所为，势必误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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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二年十月，汉文帝为了约束诸侯坐享京城，无所事事，每年需有大宗钱物由封国运至京师，供其使用，故而号令列侯之国，回到各自封地去，以节省财政开销，减轻百姓负担。早在刘邦生前，为了夺取楚汉战争胜利，巩固统治政权，曾广封功臣和宗室为列侯，以高官厚禄网罗人才，培植势力，以控制各地局势，先后有近160人获得封侯，食其爵禄；惠帝及吕后时，又相继封40余人为列侯。列侯数量有增无减，百姓负担随之增多。汉文帝即位后，亲眼看到诸侯留居长安，游手好闲，坐食封禄，百姓备受给输之苦。同时，列侯们远离封邑，“无由教训其民”，更不了解百姓疾苦，无法有效理民治国，控制各地局势。因此，汉文帝下令列侯之国，不得在京城逗留。对于身兼朝廷官职和少数得到皇帝特许留京的列侯，可不必亲自居住在封邑，继续留在京城，但须遣其太子之国，代尽父责。至三年十月，虽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此项诏令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落实，许多列侯依然留在长安，不肯遵令之国。于是，汉文帝采取强硬措施，罢免了绛侯周勃的丞相官职，令其带头率列侯之国。周勃遵命，乖乖离京，前往封邑绛县居住，其余大小列侯也纷纷离京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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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之国，虽可减少百姓给输费苦，有效掌握封邑情况，但事物往往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列侯们远离京城，天高皇帝远，失去皇帝直接约束，更有机会为所欲为，侵害百姓利益，导致皇帝对列侯失控。周勃回到绛县后，“每河东守尉行县至降，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如此作威作福，擅自以兵自卫，显然是与朝廷持敌对态度，失去了信任和忠贞。因此，有人告发周勃谋反，文帝便下令将其逮捕，交廷尉治罪，引起一场朝野瞩目的政治风波。幸好周勃的儿子娶文帝之女为妻，令儿媳妇请国舅薄昭和薄太后出面说情，为其开脱，才算了事。历代皇帝对封疆大吏失控的事例很多，造成巨大损失。汉文帝把周勃等很有影响的老臣也赶出京城，虽起到了率领列侯之国的带头作用，然而却使君臣离心，互相猜疑，非是英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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