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罗会议的召开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3年10月20日给时任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去电报，邀请他在埃及举行会晤。经过商议，三国领导人定于同年11月中下旬在开罗会面。同年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参加了开罗会议，宋美龄当蒋介石的翻译。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
开罗会议的背景
在《普遍安全宣言》签署前后，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取了战略进攻主动权的美国又积极酝酿美、英、苏、中首脑会议，以便商讨尽快结束战争和决定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
1943年6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达了拟约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会谈的意愿。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面告罗斯福，指出在苏、日未公开决裂以前，蒋参加会晤是否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建议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若有机会，他本人愿随时与罗斯福晤面。7月4日，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相见于重庆与华盛顿间之中途地点。8日，蒋介石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相晤时间以9月以后最为适宜。8月18日，美方又提出能否邀请蒋介石飞华盛顿与罗斯福晤商。
中方以蒋“军政羁身，似难远行”为由婉言谢绝。10月28日，在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期间，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结果得有裨于各方，余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余尚不知斯大林能否与我会晤，但在任何情况下，余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定为11月20日至25日，余思亚历山大(埃及海岸)当为一良好地点。”
罗斯福强调：“余知阁下不欲久离贵国，但现时远行，对余甚为适宜。余正期望与阁下相见，因余信有多数问题，惟有吾人面觌，方能得圆满之解决。”11月2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当如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9日，罗斯福正式电邀蒋介石于21日抵达开罗。丘吉尔也致电蒋介石，表示将“藉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由于斯大林不同意与蒋介石会面，4巨头会议先后由美、英、中和美、英、苏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
国民政府各部门为参加开罗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提出了《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分为对日反攻战略及讨论远东各问题之机构、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战后重要问题3大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拟具了《关于未来会议军事方面之建议》，内容包括发动缅甸战役、分3批装备中国军队90个师、维持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能力、援助中国空军建设、美军派步兵10个师来华作战等。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定了《战时军事合作方案》、《战时政治合作方案》及《战时中美经济合作方案》3种具体方案。
开罗会议对中国的影响：开罗会议为中国领土完整奠定基础
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积力从事对外侵略扩张,觊觎别国领土,多次把战争矛头指向邻国特别是中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在《马关条约》第二条中强迫中国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第四条勒令清政府对日“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由于清政府库银不够，日本要求分期八年偿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苛刻、最不人道的敲诈勒索,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侵略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