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英俊神武 为何被严重妖魔化？
成王败寇，历史多半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丑化和诋毁失败者，是胜利者的惯用手段。那些取而代之的“幸运儿”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向世人阐述自己改朝换代是顺应天意，是众望所归。商纣王就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失败者。
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其它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
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君，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商纣王即位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宏振商邦。针对东夷部落经常入侵国家，骚扰掳掠百姓的现状，商纣王御驾亲征彻底将其消灭，一举解决了历代先王均束手无策的“老大难”问题;他率兵东征西战、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征伐的同时，他还不失时机的把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河南北部的淇县(即朝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
那么，固如铁桶的商朝江山，为何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转瞬间就灭亡了呢?英明神武的商纣王为何会遭遇身败名裂的厄运呢?这与周文王阳奉阴违、伺机篡权地苦心经营，以及周武王处心积虑地制造“舆论”攻势、恶语中伤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牧野之战，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决定性战役;那么战前誓师，则是吹响商纣王身败名裂的号角。为了解决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礼法的篡逆问题，煞费心机的周武王多次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恶语中伤商纣王，使商纣王的名声扫地。
在与各路诸侯会师后，周武王庄严誓师，发布讨伐纣王的战斗檄文《泰誓》，历数了商纣王执政以来，像“用妇人之言”、“毁坏三正”以及“离逖王父母弟，断弃先祖之乐”等“自绝于天”的种种“劣迹”和“罪恶”。周武王的这一招无疑是毒辣的，但确实是奏效的。他那怒发冲冠、激烈愤慨般的煽动演讲，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谋反之战，变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义之举。
为了让商纣王成为众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战前的最后一点空挡，再次做战前总动员，宣读《牧誓》，重申商纣王的罪恶，并“唤起工农千百万”。经过两番庄重的战前誓师，不仅使商纣王荒淫残暴、无恶不做的腐朽统治者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个队伍同仇敌忾，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一场在理论上“以有德伐无德”的“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轰然倒塌。不过，商纣王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选择了以身殉国，被火焚烧后的他仍是一副铮铮铁骨。
“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施酷刑、害忠良”，是周武王为商纣王罗织的主要劣迹，也是商纣王国破人亡、身败名裂的重要罪行。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商纣王虽坏，但决不象传说中那样历害，他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人们把天下所有恶事都算到他的头上了。”
纣王遭受诬陷，不仅子贡忿忿不平，宋朝学者罗泌对此也有话要说。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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