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因何尊儒：非排斥百家只因儒家优秀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
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之看中张良，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
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
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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