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杆秤的背后有什么文化奥秘？

杆秤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堪称“国粹”。杆秤由几个部件组成：一是秤杆，它粗的一端上有秤毫并且整个秤杆上镶有秤星;二是秤砣;三是秤盘。

秤砣也叫“权”，它是按轩辕星座表意制作，属星宿，是主雷雨的神。秤杆称作“衡”，象征紫薇星座，“权衡轻重”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

而古人的称重器械在规格上与现代不同，古人使用的“铁坨秤”以十六两为一斤，半斤等于八两。

为什么我们的先祖会这样规定重量单位呢?其中又包含了哪些奥秘呢?

关于这个“把十六两”定为一斤，有着一个广为人知的小故事。故事中记载道，当时秦国负责统一度量衡的不是秦始皇本人，而是丞相李斯，李斯其人极有才华，有了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在收到吩咐之后，很顺利地统一了货币的规制、量器的大小，还有基础重量单位的定夺。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让多少两等于一斤比较合适?李斯陷入了纠结之中，因为既然两的单位已经定下来，换算起来好像随意一点也没问题，但太随意了又有失考究。

举棋不定的李斯遂去问了秦皇，秦皇不说话，大笔一挥写下几个小篆：天下公平。李斯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他灵机一动，数了这几个字的笔画，欣然决定用十六两作为一斤。

虽说故事是这么来的，但这种历史小趣闻明显有后世编纂的成分在内，没什么科学依据，不可考。

事实上，探讨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实际的历史背景。

首先文化上，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必定是有着充满哲学智慧的解释。古人认为，人的一生，从生至死亡，如果有福有禄长寿，就说明人生是圆满的。

他们以星相作为测算命运、窥探天机的手段，星相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

古人视“北斗七星”为帝王之星，主生杀、执生死;“南斗六星”为生命之星，主生灵、执正道;“福禄寿三星”为赐福之星，主福寿、执吉凶。

这三大星相的总数为“十六”，因此古人将“十六”定为称量物体的基本单位。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古人将象征着“生死、正道、吉凶”的数字刻在秤上，是为了告诫那些心术不正的生意人，生死正邪全在一念之间，切莫为了贪图一点蝇头小利而抛弃做人的原则。

少秤一两货物，福星便会减去你的一点福气;少称二两货物，寿星便会减去你的一点寿命。

所以过去民间流传有“秤上亏心损阳寿，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告诫我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三国时期诸葛亮曾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市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所以奉劝各位生意人以诚为本、以义为先、多积阴德，少占便宜。

古人认为北极主生，南极主死，天上的北极星指引方向，因此，定盘星是代表着北极星，十六两的星分别代表着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并要求商人要公平交易，如果少给人一两，就表示坑人者无福，少给人二两少禄，少给人三两则短寿。

八两为半斤，因此人们常常说“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人差不多。

当然，古人的智慧并不仅仅是观星探相那么简单，还跟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制度有关系。

首先当时标准参照物，一斤就是十六两。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国以黄金作为称量物体的单位。打个比方，秦始皇规定一尺为23厘米，那么一寸也就是2.3厘米。

《汉书食货志》上说“黄金方寸为斤”，方就是尺，也就是23厘米，寸就是2.3厘米。用黄金打一个长23厘米、宽2.3厘米的立方体，测量出的重量等于十六两，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斤。不过古人的“克数”与现代不同，所以古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一点。

《三国演义》中关羽使用的冷艳锯有82斤重，实际上只有41斤，或者不到50斤。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延用十六两制，但是将一两定为31.2g，一斤定为500克。

直到1959年，我国才使用“十两制”，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称重单位。

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牵扯到一个进制问题，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在秤杆上用二进制显然要比十进制好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在秤杆上是十等分的刻度好制作还是十六等分的好制作?

这里有些朋友估计会说是十等分，但其实是十六等分。因为在古代刻量工具缺乏的情况下，想做到等分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最简单的就是对折，也就是二进制的一个雏形。既然是对折那就只能是二四八十六这样，所以才有了十六等分。

先秦时期不论科技还是生产力都远远不如今天，就是杆秤也不普及，老百姓更多地使用简易的天平来称量。

只要有一个一斤重的砝码(即“权”)，运用天平原理，跟砝码一样重的物体就是一斤;如果物体比较轻，把砝码对半分，正好就是半斤;如果物体还是轻，继续平分，就是四分之一斤。如此步步逼近。

如果采用十进制的话，到四分之一斤这里就不是整数了，确定临时砝码的难度上升。所以斤两换算的进制采用二的次方数最为方便。

如果不是这样，肯定早就用十进制了，毕竟好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