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魏的很多皇帝生下来就没有亲娘？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儿子一旦被立为了太子，那么他的生母就得立即去死。这就是“立子杀母”的政治制度，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确实长期存在过。这个制度起源于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西汉初年，从刘邦的老婆吕后，到文帝的老娘薄太后、老婆窦太后，再到汉武帝的老娘王太后，多次出现太后干政、外戚专权的局面，汉武帝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汉武帝晚年生下爱子刘弗陵，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现象，刘彻痛下杀手，在宣布册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同时，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
汉武帝刘彻虽然开了“立子杀母”的先河，但他的子孙后代却没有一个肯效仿。于是前后两汉，太后干政、外戚专权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甚至西汉末年，外戚王莽连刘家的江山都给夺了，建立了短命的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倒是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从汉朝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发，从北魏太祖拓跋珪开始，就开始义无反顾地奉行“立子杀母”的“国策”，于是北魏的很多皇帝一生下来都没有亲娘。由于北魏的皇帝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祖训，一度后宫的女人们都怕生儿子，更怕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因为一旦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那么不管自己如何受宠爱，身份如何高贵，都难逃一死的命运。儿子当了太子，母亲被赐死，做儿子的不仅不能救母亲，而且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北魏太祖拓跋珪将太子的生母刘皇后赐死后，太子拓跋嗣是个大孝子，在东宫里昼夜哭嚎，惹得拓跋珪龙颜大怒，命令太监把太子叫来问罪。太子要去见老爹领罪，东宫的官员给阻止了，他们说：“皇上正在气头上，你一去说不定连小命都保不住。这样就会陷皇上于不义，这不是一个孝子应该做的，儒家的圣人都说，‘小杖受之，大杖避之’，你还是避避吧!”太子认为大臣们说的有道理，就没敢去见老爸，一溜儿小跑逃之夭夭了，直到老爸死了，他才敢回来继承皇位。
拓跋嗣当了皇帝后，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了当初的丧母之痛，把“子贵母死”的祖训，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他在立自己的儿子拓跋焘为太子后，赐死了太子的母亲杜皇后。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皇帝处理后事的铁律，任何人都不敢擅改，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改革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的林皇后生了儿子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林皇后被依例赐死，可后来拓跋恂没等到即位就死了，害得他的母亲白白丢了一条命。后来孝文帝的另一个皇后高氏，生了儿子拓跋恪，也被杀掉，拓跋恪成功即位后，史称宣武帝，宣武帝痛定思痛，最终废除了这项残忍的制度，成了北魏历史上最后一个没亲娘的皇帝。
“立子杀母”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拓跋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姆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随着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武器。文成帝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常太后就是文成帝的奶妈，皇帝没亲娘，奶妈就成了娘，她先被尊为保太后，后被封为皇太后。
李氏怀孕时，常太后这个做奶妈的很关心，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怎么办呢?冯皇后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如此，不做皇帝的亲娘，既无性命之忧，又能把持朝政。于是冯皇后就说动常太后，下令赐死太子拓跋弘的母亲李贵人。后来，冯皇后成为皇太后，又利用“子贵母死”的祖训先后害死了献文帝拓跋弘的皇后李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皇后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前边有车，后边有辙。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始于道武帝天赐六年(409)，止于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