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在御驾亲征的时候 古人为什么基本都是胜少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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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从古到今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的事关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虽然说起来人人都知道“兵凶战危”，但国与国之间永无停歇的疆域土地之争、资源利益之争、乃至国家内部的皇位之争，都会引爆一场局部或大规模战争，怎样更好地保家卫国，击退敌军侵犯，是每个皇帝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问题。
古代皇帝们组织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不外乎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皇帝把兵权交给将帅，委派将帅担任前敌总指挥，指挥武装力量进攻敌国或者低抗敌国侵犯。这种形式也是大部分皇帝的首选。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形式也并非鲜见。也有一些胆气过人、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信的皇帝，敢于打破常规，亲自带领大军出征，以万乘之尊亲自走上刀山箭雨的前线，指挥大军纵横沙场，史称这种战争组织方式为“御驾亲征”。
但令人不解的是，古代皇帝御驾亲征，听起来固然豪气干云，但结局往往不容乐观，就目前已知材料而言，皇帝御驾亲征往往会胜少败多。这方面失败的典范可谓数不胜数，随便翻一番史书就能找出一大堆。
西周第四个皇帝周昭王姬瑕，是一个热衷于通过战争开疆辟土的战争“狂人”，从周昭王十六年开始，周朝与楚国之间爆发一系列战争。周昭王十九年，周昭王亲自带领大军讨伐楚国，结果在汉水之滨全军覆没，周昭王本人也死在乱军中。
汉高祖刘邦身经百战，具有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他在御驾亲征时也吃了大亏。西汉建立初期，塞外匈奴人日趋强大，给汉朝造成严重威胁。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带领32万大军出师北伐匈奴，结果在白登山陷入匈奴铁骑重围，险些片甲不还。
三国时期，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吴蜀联盟破裂，汉昭烈帝刘备为了夺回荆州，带领大军顺江东下，试图一举击灭东吴。东吴都督陆逊采取避敌锐气、诱敌深入之计，把刘备大军阻遏在夷陵一线，然后使出火攻计，“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
除了这两次之外还有许多。公元611年开始，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数次亲统百万大军，发起辽东之战，但每次都损失惨重，铩羽而归，并因此引发隋末农民战争，国灭身死。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带兵讨伐辽国，在高粱河之战中全军溃败，宋太宗自己都挨了两箭，坐着驴车侥幸逃回。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御驾亲征进攻南宋，在四川境内遭遇宋军顽强抵抗。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哥在指挥攻城时身负重伤，不治而亡，蒙元大军被迫仓皇败走。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带领大军北征瓦剌，在土木堡之战中全军覆没。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六万八旗精兵，攻击明朝辽东重镇宁远，结果遭到明朝名将袁崇焕猛烈抵抗，努尔哈赤本人身负重伤，清军大败而还。
当然，历史上也有些军事才能出众的皇帝，能够御驾亲征取得大胜，如唐太宗、明成祖、康熙帝等人，但所占比例极为有限。为什么古代皇帝出征往往胜少败多?
原因之一，是皇帝御驾亲征，往往会给将士带来巨大心理压力，战争的目的和重心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移。皇帝不来，将帅以不择手段夺取胜利为第一目标，皇帝一来，将士们只能以确保皇帝安全为第一目标，往往变得束手束脚，畏首畏尾，遭到失败在所难免。
原因之二，皇帝的到来，往往会导致指挥大权变得分散而模糊不清。经验丰富的前敌将帅，时时处处要考虑皇帝的面子和尊严，过去可以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应对方案，皇帝御驾亲征，则凡事必须请示皇帝而后施行，往往失去临机专断的自主权。如果皇帝是军事内行还好说，最起码能分清对错不拖后腿，如果皇帝是个军事门外汉，来一个外行指挥内行，虽不欲败岂可得哉。
参考资料：《剑桥中国史》《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