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东林党为何会一步步走向衰败?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今天历史故事网小编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历代的王朝在毁灭之时大多经历过党争，党争是王朝走向灭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明朝为例，晚明时以东林党为中心，掀起的党争对明朝灭亡有着相当的关系。

但东林党也没有很好过，本文就对东林党的衰亡略做分析，供读者参考。

一：明末党争的原因

党争之事，自古以来各个朝代皆有，朋党之争是中国官僚制度的一个瘤疾。

中国儒家政治反对朋党之争，而法家政治也猛烈地抨击朋党之害政，《韩非子·饰邪》指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

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兴起原因，但其灭亡的原因永远离不开党争，甚至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党争。

但不同于其他朝代，明朝中枢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内阁制度的建立。

为削弱宰相的权利，明代皇帝设立了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文书，同时也使得内阁成为了皇帝专制独裁的有力工具。

但由于内阁的确立，阁部、阁臣、监阁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造成朋党迭兴，党争激烈。

尤其是明代后期，内阁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内阁名实不符，陷入党争的内阁更是给明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内阁的决策辅佐功能日益丧失殆尽，破坏了中枢体系的平衡，影响了军事大事的判断，且党争愈演愈烈，难以平息，最终导致大明王朝分崩离析，走向灭亡。

二：参与明末党争的主要党派

在明朝各式各样的党派之间，最为著名的便是东林党。

东林党起源于万历年间，在野的顾宪成被贬为平民后便一直讲学，也有开一间书院进行固定讲学的想法，终于有人相助，出资于东林书院。

在此期间，凭借顾宪成等文人雅士的声望，东林书院集聚了大量的人才。

但是，这只是表象。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却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

黄宗羲曾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于是，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只凭借东林党一派是无法掀起明朝末期党争的大浪的。

其他党派还有以沈一贯等浙江人为主的浙党，浙党是形成最早、势力和影响较大的朋党之一。

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为主的楚党，他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三个党派之间并不敌对，反而和平互助。

因为东林党的存在，一个书院，由平民经营，可以藐视当朝首辅。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确实令人担忧。

直到魏忠贤得势，东林党之外的党派便依附于他，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

由于东林党人党同伐异、行为过激，不但使其孤身对立于其他大大小小的党派，而且促使对党派持中立态度的士大夫也投奔阉党。

三：党争案件及其效果

在明朝的党争案件中，可以说，红丸案的结束标志了东林党与齐楚浙党之间的斗争大获全胜。

明光宗即位后，东林党的几个人都升了高官，这和东林党力挺当时还是太子的明光宗有很大关系。

但是，由于光宗本身体质虚弱，又放纵于郑贵妃送来的八个美女之中，没多久便病倒。且在听说了仙丹后，便命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召携带仙丹的李可灼进宫。

仙丹，即红丸。服下红丸后，光宗思进饮膳，几个时辰后，为巩固药效，再次服下了红丸。

下午，方从哲便赏银五十两给李可灼。可是，六个时辰过后，皇帝死了。

在杨涟等人的努力下，明熹宗登基，而东林党人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杨涟一年内从七品芝麻官晋升为从二品的部级官员;赵南星退休二十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政权落入了东林党人的手中。

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掌权之后，东林党便追查红丸一案，而此时方从哲已准备辞职回乡，但东林党人以“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为由上疏参奏。

他们如此大费周章搞垮方从哲，只因为他是浙党。打倒了方从哲，借此就能解决一大批人，东林党便将政权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同时，叶向高的回归，标志着东林党人进入了全盛时期。

四：东林党失败原因的分析

虽然东林党在形式上惩于经学的衰微，致力于道德的重建。东林讲学，并非为讲学而讲学，而是志在当下的人心世运。但在政治上，其效果却是一塌糊涂。

(一)实力过于强大

东林党的成功，源于它的强大。而东林党的失败，源于它过于强大。

对出身要求严格的东林党人来说，有前科，没有同乡、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允许加入的。

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如此高傲的心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投靠了魏忠贤的阉党。其发展之势已不可抵挡，朝野上下都是魏忠贤的阉党。

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

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魏忠贤先关押了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又先后以非人的手段害死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东林党的干将，史称“六君子之狱”。

黄尊素死后，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东林之盛终成昙花一现之势，朝政完全落入了阉党之手。

而东林党与阉党余下势力之间的斗争也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覆灭。

(二)缺少斗争的策略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没有斗争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这样的过程，是有悖于东林设立的初衷的。

虽然官场斗争使顾宪成和东林书院被扣上了东林党的帽子而遭人诽谤，但对于明朝末期这段小人政治颠覆清流政治的历史来说，东林党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倘若东林党人有一点“和而不同”的精神，那么宣、昆、齐、楚、浙等对立党派和中立士大夫也不会那么迅速归附于阉党门下，阉党也不会发展如此迅速。

正如《孟子》所说：“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其实，党争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知识分子对朝堂上的争论，更倾向于道德体制上的内容，而缺乏现实的政治上的可操作性。

而政坛的党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什么样的官场事件都可以与东林挂钩，作为打击反派或正直人士的手段，这样的党争，不仅是顾宪成与东林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