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古代史：五代十国的乱世，赵匡胤夺权的谋略与大志
只有大志，没有大谋，还不能保证大志的实现;只有大志，而无能力与影响力，其大志只能是一枕黄粱。赵匡胤生在乱世，既有军事指挥与组织能力，又有政治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人生就只能是政治的人生，韬略的人生。赵匡胤用谋略来夺取帝位，这样的谋略，对历史有利，因此我们就要肯定他的大志与韬略，而不能简单采用儒家正统观念来批评他的所作所为。
在古代我们皇权制度下，皇权交替是重大问题。皇权是世袭的，只有皇帝老子传给他的儿子，别人都不可来夺取，否则就叫算权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儒家正统观念。但皇家系统的人，不能保证都是英明的，或是说都是符合人民愿的望，而英明的或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不是皇家系统的人，他就根本没有取得帝位的资格。这样一个制度及其观念，是古人评价古代皇权转移的根本准则。
但在现代的人看来，这个准则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一个地方的领袖应该是英明的人，或者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在位的人不能达到这两条要求，就应该通过一个公正而公开的程序，进行权力的正常交接，有了这样正常而公正的交接制度，人们就不用花费心机运用谋略，搞阴谋诡计。但在古代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所以人们就要运用心机，策划谋略，来实现权力的交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行动，是否合理与可否肯定，就不能墨守儒家陈规，而要看取得皇权的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否能促进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
在皇权制度下，为获得权力，只有采取谋略手段，不能采取正常交接途径。谁是最好的统治者，谁最符合民众的心愿都无法用一项制度保证实现。从现实结果看，赵匡胤的统治相对是好的，比较宽容，不滥杀政治敌手，而是采取优厚待遇以消解政治纷争，从宋人的评论看，是欢迎赵匡胤称帝的。在这场谋略夺权的过程中，体现了赵匡胤的谋略之大和远。所谓的大，就是化大谋于无形，比如不用自己出面就把事情办好;所谓的远，就是防乱端于未萌，比如他上台之后的杯酒释兵权，对高级军事将领的及早防范。
而从心理角度看，赵匡胤称帝完全符合人的正常心理。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他无野心，至少是没有行动的迹象因为郭威和柴荣都是英主，跟随此人也可以有事业之成。但郭威和柴荣过早伤去而让一个小孩子当天下的家，这就不能让赵匡胤这样心有大志的人心服口服。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太平之世，一国之主不能幼弱，否则难以为继，所以赵匡胤要夺权，相信自己能把地方管好，这在一个有政治大目标的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再从世人之心来看，赵匡胤也是得人心的因为他有军功，是个人才，这是当时公认的，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人们还不会想到由赵匡胤出来掌权，但这两个英主一伤，一个孩子当政，人们也不放心，所以他们希望有能力的人出来掌权，把地方的事办好，人们的利益才有保障。
出于这种心理，拥立赵匡胤为帝，也是合乎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但碍于儒家正统观念和皇权制度的习惯，不能直接称帝，所以才要运用谋略以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兵变和黄袍加身，已经近乎不顾皇权而自行拥立了，在兵变和黄袍加身后，还是不符合规矩的，所以又有禅让，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些人如质等，虽然不能赞成赵匡胤的上台，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但也能顺乎时势，没有进行更大的反抗，其他掌权的人，绝大多数都顺从这一事变，少数人如韩通企图反抗，也被赵匡胤事先算计好而除掉，故这场不合乎正统观念的夺权行动能够顺利完成，而未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一切赵匡胤的谋划中都已仔细而全面地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才能果断地付实施。
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血淋淋的武力夺取另一种是文绉的“禅让”。表面上看，二者是截然不同的转让方式，而实际上，都要理直气壮，都要有充足的理由，我们人从来不干没有堂皇理由的事。当然，禅让的背后要靠实力为基础，但它比公开动用武力杀数，显得要冠冕堂皇得多。在我们历史上，最早的禅让美谈是尧向舜的禅让，此后舜又禅让给禹，这是后来的政治阴谋家搞禅让闹剧的范例和依据。然而，后来的仿效，却与最初的一次，性质完全不同。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都要出现两次。
马克思补充说，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以结局的形式出现，而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我们历史上的禅让事情正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它不只出现两次，而是多次登台上演。从西汉末年的王莽起，三国的曹丕，晋代的司马炎、桓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君主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北朝的高齐、宇文周，隋代的杨坚，唐代的李渊，五代时后梁的朱温，后周郭威，以及北宋的赵国胤，都先后成为禅让闹剧的主角。在尧舜时期，我们历史尚处于阶级社会之前，故禅让也许出于真心实意，因为那还是部落社会的正常现象，禹之后就成了“家天下”的局面，天子之权只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再向所谓“贤者”禅让了。
但后世不少想当皇帝的人，却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抢班夺权，所以还想利用所谓的“禅让”，以无可挑剔的姿态把皇权转移到自己手中。所谓篡权，在今天看来，并非篡权者必定为恶而应谴责，被篡权者必定为善而应予以同情，因为我们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簒权活动，簒与被簒的双方，都不过是争夺天子宝座，无论是谁上台就座，都不会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天下的老百姓，仍然是皇帝的子民，要为皇帝纳粮服役。用武力夺取皇位，我们人还可以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承认胜利者的权威，而用各种手段篡权的行为，在家天下的时代，则被视为莫大的罪行，所以想当皇帝的人，谁都不愿顶着这一黑帽子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如果把权力的转移美化成心甘情愿的禅让，就可免去千夫所指的结局，这就是那些导演禅让闹剧者的用心，这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之计，但效果却是欲盖弥彰，让史家当作可笑的故事记录下来。对比起来，赵匡胤的禅让更具谋略色彩，他不是单纯的禅让，而是以兵变作充分的铺垫，然后才正式揭开禅让闹剧的大幕，以前人们只注意赵匡胤上台的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没有注意其后的禅让之剧。
在小编看来其实，这是全部计划的两个部分，只有前者，还免不了篡权的恶评，只有再演出禅让的一幕，才能使赵匡胤心安理得地当上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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