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李鸿章，李鸿章与翁同龢的家仇变成国恨？
[摘要]：翁同龢李鸿章，李鸿章与翁同龢的家仇变成国恨？是一段清朝历史的历史，明朝为什么会放任努尔哈赤发展，几十年不采取措施?明朝为什么会放任努尔哈赤发展,几十年不采取措施?说起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明朝彼时在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李成梁!正是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兄弟...
翁同龢李鸿章：晚清两位重量级人物李鸿章与翁同龢结成梁子，始于李鸿章曾以“曾”字“杀”过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农民，但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开始当宰相，当帝王师，所谓“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长兄翁同书，也高至巡抚，翁氏与李鸿章结怨，正是因为其兄翁同书。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奉命剿杀捻军，因为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叛将苗沛霖，搞得整个形势十分难堪，在另一条战线上英勇杀敌的曾国藩认为对势力日盛的翁家，现在是“搞倒一个算一个”。可是偌大一个权力家族，若扳不倒，岂不自伤其身？磨砚搦笔，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语。在曾府当秘书的李鸿章见状，连忙接过笔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例应纠参”是说搞倒翁同书是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职；“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说皇上会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呢？如此下笔，曾国藩特别激赏，并报到皇上那里，皇上觉得不办不行，于是立刻立案，经众大臣组成的“合议庭”审判，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因翁上诉到“最高院”皇上那里，皇上“念旧”，改判为流放新疆。
官场里，有“搞路子”之说，即如果你在官场，他也在官场，那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你去参劾他，只要你去检举他，那你一定是带着政治斗争的丑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贪官，大家首先问的不是贪官贪了多少银子，而是他与人结下了什么梁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应纠参”，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而是他俩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从此开始了到死也没罢休的互相倾轧。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军，这是大清命运之所系—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这是一条验了数千年颠扑不灭至今依然无比正确的铁律，但养军是特别烧钱的。李鸿章时为水军司令，翁同龢则主管“户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李鸿章多次打报告向“财政部”要钱，翁同龢每次都说没钱，致使北洋水军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没再买过一艘军舰。
甲午海战前夕，李鸿章知道其水军有几斤几两，所以坚决主张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给钱，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张开战，因为在翁氏心里，水军之败就是李鸿章之败，就是彻底把李鸿章搞垮的天赐良机。他这一招比曹操还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翁氏则“挟国家以令诸侯”，他的爱国不是愤青式爱国，愤青爱国，心地单纯，“无私”愤怒；他的爱国，是政客式爱国—借此机会，把政敌搞垮。
翁氏与李氏都有着超能量，因为他们所挟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块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过是棍子折断，泥巴碰碎，而用国家用民族，常常是国家破坏了，民族遭殃了。压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斗，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鸿章搞得狼狈不堪，国家已经难收场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朝还没完，翁、李之间的折腾也还没完。
他们俩是大清未死，战斗不止。李鸿章一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甲午战败，还是得通过外交来收拾残局。弱国哪里有外交？既是斗败了的公鸡，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价，要清政府割地，李鸿章知道除了割地，几无他法，所以主张割地求和。既然这是李鸿章的意见，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开战，如果都站在真正爱国的起点上，那只是“主义之争”，谈不上谁对谁错，求和虽非长久之计，倒也可以以空间换得时间；求战打赢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输，那地要丢许多，民也要亡许多，谁好谁孬，谁可行谁不可行，都可以争议，都可以权衡，而翁、李之争是什么呢？你说要上山，他偏说要下水，你说要下水，他偏说要上山。李鸿章说，既然如此，那么请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谈判吧。翁氏就以未曾办过洋务，得请“洋务专家”亲自出马，把李鸿章置于火山刀口，他却站在干地享受清凉。
当然，李鸿章也不是吃素长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里告翁同龢的阴状，于是形成了清朝的“两党制”，一个是后党，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鸿章；一个是帝党，主席光绪，副主席翁同龢。两人斗了军事，再斗内政，然后斗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干地看把戏，那我也让你来火海里来玩一玩。李鸿章经过运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上来了，什么感觉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国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政敌间的倾轧工具，并非自翁、李两人始，也绝非至翁、李两人终。翁同龢占据了财政位置，那么李鸿章的军事部门就莫想出气，以人而废一项事业，何止相闻于翁与李？我的政敌搞教育，那么教育休想发展；我的政敌主管科技，那么科技就别想进步；我的政敌在政法战线，那么政法如果想要获得恰当的地位，且等那家伙下台再说，这也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人招致领导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领导的一方土地与一门事业也跟着倒霉……只是如翁、李之斗，实是两个稀货，国防事业，国家安危，也能够如此吗？
不该如此，而竟如此，可知，这官场里的官人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变好，坏制度可以把人变坏”这句话：官场是有个“官对子”铁则的，只要是个官，那么他就对应着占有公共资源，财政部门管钱，人事部门管人，两部门之一把手相好，则我帮你弄钱，你帮我进人，如果交恶呢？则你卡我部门的人，我卡你部门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两人是“对联”，人好事业也会好，你帮衬我，我帮衬你，你帮我部门，我帮你部门；如果两人是对头，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坏我的事业，我也坏你的事业，政敌间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绎为公共事件。
前面已经说过，官场有个“搞路子”铁则，单有这个铁则，还是解读不了官场文化，得与“官对子”铁则对照着读，才能略入堂奥，才是完整的官场文化。“搞路子”铁则与“官对子”铁则互为因果，互为巴掌。翁、李互相搞对方的路子，都是运用“官对子”规则的，也就是说，都是运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于是，个人的私仇被无限放大为公恨，官小一点的，放大为部门与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则成为民族与国家之恨。他们是没有什么怕的，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遭罪的，用鲜血、脑壳来替其买单的，则全是百姓了。
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大学生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6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幼学欧、褚，初学董其昌、米芾，中年后由钱沣上追颜真卿，又不受颜字束缚，结体宽博开张，笔画刚劲有力，风格苍浑遒劲，朴茂雍容，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文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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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会放任努尔哈赤发展，几十年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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