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和罗贯中脱离张士诚后，为何不投靠朱元璋，而是隐居著书？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揭竿而起，完成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业，被认为是自汉高祖刘邦后得国最正的皇帝。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有两个强大对手，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张士诚。其中张士诚与朱元璋几乎同时在吴地崛起，又都自封为吴王，互相缠斗十数年，可以说是一生之敌。在农民战争初期，张士诚的财富和威望都远比朱元璋高，得到了江南各路人才的投靠，形势鼎盛。而朱元璋完全是泥腿子起家，不但财富上远远比不上张士诚，而且投靠的人才也是极少，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可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朱元璋竟然逆转了局势，连续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建立了大明朝。在回顾张士诚被灭的原因时，很多人提到了他不尊重人才的缺陷。这主要是说张士诚在起义初期势力扩张极大，占据了元朝粮食和食盐北运的要道，成为各大起义军中最富有的一方。他利用财富方面的优势，招揽了大批江南的人才，这其中有不少是元朝的进士和地方官员，可谓是人才济济。这些人才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后来成为古典四大名著作者的施耐庵和罗贯中师徒，他们都是当时张士诚网罗的重要幕僚。
可是在自封为吴王后，张士诚刚愎自用和贪图享乐的作风便暴露出来。他喜欢任人唯亲，不听施耐庵、罗贯中等幕僚的建议，一意孤行，最终使得这些人才纷纷脱离他而去，选择隐居。失去了这些人才后，张士诚军队的战斗力一落千丈，在对朱元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最终兵败而亡。
回顾这段历史，很多学者都认为张士诚刚愎自用和贪图享乐的作风值得后人引以为戒，但也有不少人对于施耐庵、罗贯中等人没能辅佐一方雄主完成统一天下的夙愿而感到遗憾。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施耐庵和罗贯中等人在脱离张士诚后，没有投靠朱元璋继续进行抗元斗争，而是选择回家隐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比较张士诚和朱元璋两人的区别，找到当初施耐庵和罗贯中等人投靠他的原因。张士诚是私盐贩子起家的义军领袖，在元末乱世之中是最为富有的军阀。由于他占据了苏州、扬州、高邮等富庶的地方，把控了江南财富和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元大都的通路，一度成为元末义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同时他的地盘也靠海，从海上也切断了浙江和福建向北方运输补给的航道，所以迫使北方元军后勤难以为继，无法长期南下清剿反元义军。可以说张士诚的存在，对元末农民战争初期的战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张士诚不同，朱元璋在张士诚西部靠近内陆地方，虽然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但财富方面是远远比不上张士诚的。由于元廷的暴虐和自然灾害频繁，所以这些地方出现了大量吃不起饭的流民，朱元璋便是靠着招揽这些流民组建了自己的军队。从军队构成上看，朱元璋这边都贫苦农民，没什么钱，而张士诚则有着大量的盐商富贾投靠，战争资源上完全不对等。因此在反元战争初期，朱元璋的军队是弱小的，而张士诚因为财富的支撑得以迅速的发展壮大。有了钱之后，张士诚就在江南招揽了大量的人才，这使它一度成为最强义军。
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便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地域。这里长期存在着文化繁荣，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因此很多江南文士纷纷慕名投靠到了张士诚麾下，一时间他的幕僚中人才济济，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更多人才。这些人才很多是在元朝有着功名的，甚至本就是元朝地方官府的官员。比如大名鼎鼎的施耐庵，他是和刘伯温同期的进士。还有当时著名的诗人陈基，曾经在元朝当过经筵检讨，因为帮人写谏章获罪，才躲到了江南之地。而罗贯中更是“有志图王”，主动投到张士诚麾下，就想完成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
从张士诚和朱元璋最初的势力和战争资源对比看，施耐庵、罗贯中等人投靠张士诚也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张士诚地势好，把控了元军的后勤补给，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张士诚有钱、有粮，招揽了大量的军队，各方面形势一片大好。还有个重要因素是，张士诚与当时作为主流之一的红巾军关系不大，尤其是与白莲教并无直接关系。江南士人都是儒家弟子，比较反对宗教起义，他们更倾向于儒家治国安民的那套学说。从这个三个方面看，朱元璋都是不如张士诚的，所以不是这些江南优秀人才的首选阵营。
但由于张士诚的刚愎自用和贪图享乐，尤其是在自封为吴王后任人唯亲，逐渐远离了江南文人们的那套治国思路，所以遭到了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抛弃。从史书记载来看，张士诚之所以被抛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称王。这与同期朱元璋接受首席谋士朱升的建议，进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张士诚的急功近利，与江南文士对于国家路线的设计形成冲突，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可以这些江南文士并没有投入善于接受意见的朱元璋麾下，甚至拒绝朱元璋的征召，这就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了。
查阅当时的各种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朱元璋在很多方面是不满足这些江南文人对国家的预想的。首先，朱元璋并不儒家的弟子，也不推崇儒家。他当过和尚，起义时加入红巾军，有着白莲教起义的影子。这与儒家学说对于宗教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很多江南文人对他敬而远之。
其次，朱元璋的军队中以最贫苦的劳苦大众为主，并没有多少高学历的人才。从明朝初年的史书来看，朱元璋的军队中大多是从流民和灾民中走出来的将领，文臣只有李善长、刘伯温、朱升的寥寥几位，与张士诚阵营的人才鼎盛完全不成比例。施耐庵、罗贯中等江南文人都是聚众的，自然喜欢文人多的地方。
在这些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看来，朱元璋麾下都是泥腿子丘八，根本不是成就大事的一方。尽管朱元璋的军队很能打，与张士诚一方也是平分秋色，但这些文人都不太看得上。在文人们眼里，他们认为的天下共主应该是很理想化的，具有人文气质的，文武双全的。但朱元璋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天下共主，最多就是个能够打仗的军阀。实际上因为朱元璋没啥出身，一度被很多人看不起。即便他发际后派人招揽这些江南文人名士，但大多数情况都铩羽而归。只有刘伯温、宋濂等少数的接受邀请，加入到他的阵营之中。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朱元璋看似礼贤下士，但实际上也是瞧不起文人的，有严重的重武轻文的倾向。从明朝史书来看，明朝初年的开国功臣中受到正规赏赐的文人寥寥无几，反而大多数稍微有点功绩的武将都能凌驾于文臣之上。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共三十六位功臣。其中文臣只有三位，剩下三十三位都是武将。文臣中最高的是李善长，被封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并授予铁券，免李善长二死，其子免一死。
李善长是文臣中唯一被封为公爵的，也是地位最高的文士出身的功臣。剩下的两位被封的文臣是汪广洋和刘伯温，他们都排在着三十六位功臣的倒数两位，也是仅有的两名伯爵。实际上汪广洋和刘伯温在很多时候都是被朱元璋夸耀的，甚至被认为可以和张良、陈平相比，但在赐封的时候却被排在最后，可见朱元璋对文人的歧视。而作为当时朱元璋首席谋士的朱升、太子朱标的师傅的宋濂，都没有捞到这次册封，可见在朱元璋麾下的文人要想出头有多难。在重武轻文的风气下，文人比武将地位低，也成为施耐庵等人拒绝征召的原因之一。
上述的这些原因从根本上看，是与朱元璋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的。朱元璋不是啥高大门阀出身，甚至连一般富户都算不上。他就是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因为饥荒和天灾而走上了起义反元的道路。跟着他一起干起来的都是一起吃苦的农民，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江南文人没啥好印象。施耐庵、罗贯中等人虽然才华横溢，但也是出身于元朝精英阶层的。他们生活富庶，对于出身贫苦的底层人民有着天然的优越感，所以比较排斥这些底层的老百姓。实际上在张士诚的谋士团队中，比施耐庵、罗贯中更高傲的大有人在，比如陈基、鲁渊等人。
要让这些人弯下腰来，听一个泥腿子指挥，实在是有些打脸。虽然张士诚也不是啥高端人物，但好歹是私盐贩子出身，至少家庭是富庶的，而且与文人打交道较多，知道很多行业规矩。文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让施耐庵和罗贯中等人看不上朱元璋，但他们却没想到这个最低端的泥腿子，却成为自汉高祖刘邦以来得国最正的开国皇帝。所以说古人的民本思想不是空话，这个民只能是最底层最贫苦的人民大众，而不是高高在上精英阶层。当国家从民本政治，走向精英政治的时候，就注定了灭亡的结局，大明朝的发展轨迹揭示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