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瘟疫危害有多大，死了多少人？

公元6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鼠疫可能是当地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由于当时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在统治, 后人因此称其为

“查士丁尼瘟疫 ”。然而, 对于“查士丁尼瘟疫”，人们了解得并不多，其恶劣的影响更是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到的。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此分析说：“战争

、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英国著名学者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史的部分中也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这两位拜占庭史权威一个说此次瘟疫是“最严重的灾难”，一个说其影响“至今也未完全”消除，这样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了呢?本文想就此谈些意见

,就教于学界同仁，希望通过这一具体案例的研究加深对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全面认识,进而对疾病史、生态环境史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些微贡献 。

爱德华·吉本、琼斯以及美国新生代拜占庭学者特里格尔德等人已经注意到 “查士丁尼瘟疫”

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到见识在拜占庭学界无人可比。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未就此详细展开，也没有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依据，因此本文有必要补充他们比较简单论及的史实。

在谈到这场鼠疫造成的人力损失方面，我们最好直接引用普罗柯比等拜占庭作家的记载，因为这些作家不仅生动地描述了瘟疫爆发后当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提供了比较具体的数字。“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

4个月，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 3个月。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持续上升，后来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

5000人，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10000人或更多。”根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0000人

，最多时到达16000人。这个数字可能是所有相关史料中最高的。在君士坦丁堡城门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

23万时便停止继续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太多难以全数。他惊恐地写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

”，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阿贝拉编年史》也说，“这次瘟疫流行了

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埃瓦格里乌斯写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

居民突然大量死亡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死尸，起初人们还按照基督教传统下葬，但是“逐渐地，当以前存在的坟墓都埋满了死尸时，他们就在城市郊区各个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坑摆放尸体，尽其所能一个死者一个坑，而后离去。但是后来那些挖沟埋死尸的人应付不了大量尸体的埋葬工作，他们爬上西耶要塞的塔楼，先掀掉屋顶，胡乱地把尸体扔进去，使得大量的尸体保持着坠落下来的样子堆积起来，几乎所有的塔楼都堆满了死尸后，再把屋顶重新盖好

”。《复活节编年史，284— 628

年》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尸体。”“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

……上帝的惩罚在拜占庭城持续了两个月。”

综合分析这些史料可知，瘟疫在帝国京城流行了 4个月，其中 3个月为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牛津拜占庭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

1/3人口。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 2/5人口。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阿兰等人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达到

57%。还有人推测在 4个月内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 40%,即死亡 2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因为如果以

90日计算，平均每天死亡5000人)不考虑最高死亡数)则总死亡人数为 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 60至 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在75%至

45%之间。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达80%至

90%。这里，学者们难以计算出准确的死亡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确定当时君士坦丁堡的总人口数。无论如何，“查士丁尼瘟疫

”使拜占庭帝国首都一时间成为死神横行的真正的人间地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拜占庭人口持续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瘟疫在地中海世界各地周期性的爆发。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受到大瘟疫严重影响的不仅是一代人，可能是几代人。

“通常情况下，瘟疫以每 5个财政年(即15年)的周期循环波及各地。但是，尤其是在每个循环的第一两年时最为严重”。

“查士丁尼瘟疫”反复爆发，每次发作的威力均未有丝毫减弱。阿加塞阿斯记录了其第二次爆发的严重情况，“那一年 (558年

)初春时节，瘟疫第二次大爆发，肆虐整个首都，杀死了大批居民。自从皇帝查士丁尼统治开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传遍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它

……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让那些一时躲过其暴虐摧残的人获得暂时的喘息。现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

。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 5 天 ”。埃瓦格里乌斯就提到安条克遭受多次鼠疫袭击，“现在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已经

58岁了，大约两年前瘟疫第四次波及了安条克，在这次循环中，除了之前失去的亲人，我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和她生育的儿子”。

根据拜占庭作家的记载，由于感染鼠疫而导致人类繁殖能力受到损害。

“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只要她们染上这种病就死定了。一些人死于流产，另一些人在生产时和她们的新生儿一起死亡。然而，有人说三个分娩的妇女活了下来，她们的孩子却死去了，有个妇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一刻死去，而她的孩子出生后活了下来”。阿加塞阿斯明确说，瘟疫使侥幸活下来的人失去了生育能力。鼠疫降低人类生殖能力的说法并未得到现代医学的证明，但是因为患病而导致普遍的体质下降可能是影响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这在医疗卫生条件并不理想、半数儿童活不过

5岁、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的拜占庭中古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给拜占庭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史料提供的证据确定无疑地表明，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因大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极为严重。这里我们还要从个体的角度分析问题。对于后世研究者或帝国官员来说，损失的人口只是一个数字概念，甚至对当时的作家来说，那也只不过是个传闻或看到的事实而已。但是，对于在大瘟疫中遭受感染或因此而失去亲朋好友的拜占庭人来说，其精神上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是刻骨铭心的。埃瓦格里乌斯心情沉痛地提到了他在瘟疫中失去的

7个家人。而《阿贝拉编年史》所说的 “整户整户

”的死亡对他们及其亲友的影响，我们现代人也不应该陌生吧。拜占庭国家是由拜占庭人构成的，帝国的大厦是建立在许许多多拜占庭人家庭基础之上的。当大瘟疫打击了多数家庭，波及到几乎所有家庭时，拜占庭人的家庭或者瓦解或者遭受重创或者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帝国大厦的基础不是被瘟疫侵蚀甚至挖空了吗?拜占庭经济史家安德列德斯正确地估计了这一点,他说：“希腊教会在其祈祷上帝保佑虔诚的信徒时，放在头一等的邪恶不幸就是瘟疫和饥荒。这两个词的连用不是仅仅因为合辙押韵。这两种不幸同样可怕

,并不断威胁(拜占庭)帝国的居民。”这里，作者涉及的是个人对于瘟疫和饥荒的心理感受，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观察拜占庭人对于整个帝国的重要性，这在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冷酷无情的理性分析盛行的环境中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查士丁尼瘟疫 ”造成的深远社会影响。首先从物质方面考察，人口的大量损失必定对社会物质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查士丁尼瘟疫”肆虐的主要地区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军营，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兵员的破坏就显得更加严重。诚如史料显示的那样，“遭到打击最为沉重的是那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特别是那些感染非常轻微的男人和女人

”。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拜占庭城的所有活动都因瘟疫而停止了，拜占庭帝国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这段时间里，要在拜占庭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绝非易事，因为所有有幸保持健康的人都躲在自己家里，或照料病人或为死者举哀。假定有人真的在外面碰到一个人，那他一定扛着一个死人

。各类工作都停顿了，手艺人也放弃了所有活计，手工从事的各种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的确，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里，饥荒必定导致骚乱

……在拜占庭城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特别是当皇帝也传染上瘟疫的时候 (他的腹股沟淋巴腺也发生肿胀 )，但是在这个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

……悄然无声地呆在家里

。这就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城发生瘟疫的全部情况。”约翰·马拉拉斯也提到,由于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获庄稼的季节无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

。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

。……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查士丁尼帝国行政管理体系陷于瘫痪的情形，城市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由此导致的哄抢偷盗等各种暴力活动急剧增加。事实上，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各个大中城市和军营，特别是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城市，是拜占庭帝国的神经中枢，是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关节点。

史料所记载的内容涉及两方面，一是官方极力组织人力和调拨财力参与抗击瘟疫，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因此只能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遭到破坏，原本由政府负责的粮食供给不能得到保证，出现了饥荒，而食品短缺不仅加强了瘟疫的破坏力，而且造成了城市动乱。君士坦丁堡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众多的官吏是首都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在鼠疫流行期间，街道上看不到贵族官吏，行政活动显然陷于停顿。另外，民间生活也受到极大冲击，城市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停止了，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正常活动都因瘟疫而中断。政府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一度动用军队分发救灾资金,极力安抚民众，但是，

瘟疫的传播很快破坏了官方的赈济活动， 这就不能不动摇民众的政治信念 ,随后出现的首都骚乱是其外在表现。

从精神生活方面看，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广泛出现的社会恐惧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人们对现存政治和国家看法的改变，进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的改变，使人们或者更加笃信“上帝”，或者采取短视的生活态度。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已有的观念，因为“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社会习俗的改变也很明显，反映出人们在死亡威胁下宗教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普罗柯比记载说:“最初，人们在自己家里暗自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将死尸扔进他人的坟墓，或为逃避检测或使用暴力。但是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奴

隶失去了主人，而先前富有的人也失去了其家仆的伺候，仆人们不是病了就是死了。”“那时，所有的

葬礼习俗都被忽略了。死者出殡时没有习惯上采用的送葬队伍相伴随，也没有人为他咏唱送葬颂歌，有人把死者的尸体扛在肩上送到城里靠近大海的地方，并把尸体扔下去,他们能这样做就足够了，在

那里尸体被堆放在小船上运往随便什么地方。”《复活节编年史, 284—628年》也记载，“瘟疫流行的 结果使得几乎所有家庭都门户紧闭，没有任何人再举行葬礼了”。

很明显，为当时人所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一些歹徒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则乘机作恶，一些人突然从善如流，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大大超出了基督教戒律的限制，令当时的拜占庭作家感到极为怪异。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中就生动地描述了两个贵族打着上帝的旗号将江湖术士引入宫廷，在皇帝面前表演巫术的故事,当然故事的结局是强调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强大，“皇帝在上帝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他下令烧死了那个江湖术士”。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其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说教的倾向，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大瘟疫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非常明显。

总体而言，“查士丁尼瘟疫”强化了拜占庭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强化了正统基督教派在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无论从当时还是后世拜占庭作家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上帝的畏惧，至少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拜占庭知识分子都众口一词地把大瘟疫归于上帝的惩罚。这里，普罗柯

比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的原因说成“上帝的惩罚”。尼基乌主教约翰认为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

“因而上帝正义的审判就要落在他们身上,将许多瘟疫播撒在人间和畜群”。埃瓦格里乌斯则无奈地说：“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阿加塞阿斯也认为“上帝惩罚的标志显示得特别明显”。约翰·马拉拉斯则称“我主上帝眼见人类的罪恶越来越严重，便向地上的人类施行惩罚，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初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晚期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的支持下，从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王朝统治的工具，成为排他性的国教。到查士丁尼时代，基督教信仰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拜占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大瘟疫使这种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得到强化，这不仅表现为在普罗柯比及其他拜占庭作家的字里行间反映出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也表现为社会

上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上帝不仅对忠实信徒万分仁慈，而且对违背其意旨的人也实行严厉惩罚，因此人类在上帝面前更应该规规矩矩。

“查士丁尼瘟疫”对查士丁尼统治和当时拜占庭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对此

后数百年拜占庭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要说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还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别是需要有更多的数字统计进行量化的说明。本文权且根据史料提供的几个明显事实来分析大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及其后来的历史的破坏作用。

首先，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统治受到直接冲击，进而使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制度发生动摇。拜占庭帝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皇帝的安危和帝国政府的稳定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因此，当王朝行政统治一度停顿时，首都这种政治中心难免谣言流行，各种觊觎皇权的势力乘机行动，政治阴谋随即而起。普罗柯比写道，由于“拜占庭城(

或称君士坦丁堡) 中流行瘟疫，皇帝查士丁尼身染重病，甚至说他已病死于瘟疫。谣言一直传播到罗马军营，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 ( 查士丁尼)

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次流产的宫廷阴谋起源于皇帝查士丁尼感染鼠疫，终止于他奇迹般的康复。这次宫廷政变是否确有证据,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是此后，一批文臣武将，包括战功赫赫的贝利撒留都因卷入其中而受到惩罚。这应该被视为瘟疫的一个直接恶果。贝利撒留作为查士丁尼时代最伟大的将领,在查士丁尼时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个人在拜占庭帝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像他这样的军事将领对于帝国的稳定是十分关键的。

可以想象，连他都遭到怀疑并受到惩罚,那么帝国的统治还能稳定吗?

其次，大瘟疫造成拜占庭人口大量损失，进而直接对拜占庭帝国政治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统治以前，拜占庭军队总数达到

65万人，但是到了其统治末年，这一数字 大幅度下降到

15万人，也就是说，武装力量总数下降了七成以上。据说其后的皇帝伊拉克略能够投入其重大战事———波斯战争的兵力只有区区6000人而已,迫使他不得不常年驻屯在远离京城的东方前线，招募大量山民充军。当然，军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

的人员损失大概是个关键因素。过去人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查士丁尼长期推行对外战争政策，导致兵力下降,目前这一解释看来需要调整。

文献提供的另一个事实是拜占庭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人力长期短缺，甚至经过一个世纪也未能恢复，帝国被迫采取移民政策，仅

7世纪末年就向奥普西金军区迁徙了7万斯拉夫人， 762年又再度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

21万斯拉夫人，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我们只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见证到它们(瘟疫)肆虐的威力：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大瘟疫相当严重地消减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以至于皇帝毫不犹豫地强制从几个省区，主要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调集居民进京定居以补充人口。”

“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前，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开疆扩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帝国疆域之广大堪称空前绝后。但是瘟疫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显然，拜占庭帝国局势的突然变故与“查士丁尼瘟疫”的巨大影响直接相关。当拜占庭国家遭受重大的人员损，政治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尤其在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以后，帝国很难继续保持其强盛。就此而言，到目前为止关于查士丁尼时代的研究都缺乏环境史学的观念，因此对这位皇帝的研究性结论都存在

重大缺欠,需要重新探讨加以修正。如果说大瘟疫前拜占庭军队兵强马壮、屡战屡胜,那么大瘟疫流行后帝国重大战事久拖不决，哥特战争又拖延了十余年才分出胜负，这反映出了大瘟疫影响拜占庭军队战斗力下降这一明显史实。

再者，大瘟疫摧毁了拜占庭帝国慈善传统的稳定机制。拜占庭东正教要求皇帝要仁慈、善良和宽容，因此他和皇家都要用自己的钱去资助大量的救济慈善机构，例如为朝拜者修建的驿站、为穷人建

立的济贫院、为病残人建立的医院、为老年人建立的托老所，这些都是拜占庭帝国从罗马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大瘟疫期间，这些机构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治疗病人的那些人则感到持续的疲惫不堪，始终处于极为艰难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所有人对他们的同情不亚于对患者的同

情。不是出于看到他们受到近距离接触瘟疫的威胁，而是出于理解他们经历的事情极度艰难。无论医生们或其他人……一直超负荷进行服务工作，超出了所有想象”。这里记载的就是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以及他们近距离接近瘟疫感染人员而造成的巨大牺牲。这一切后来都停止了，原因可能是医护人员因为成为鼠疫高发人群而自行解散了。这样一套公众服务体系的恢复和建立可能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任务，而其人员培养、队伍组织、内部运作的完善至少在经济上又是国家沉重的负

担。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拜占庭民众对帝国长盛不衰和皇帝神圣信念的动摇。拜占庭帝国是

信基督教的国家，其官方信仰是建立在民众个体信仰基础上的。自君士坦丁一世这个所谓的“第一

位基督教皇帝”确定了基督教实质上的国教地位后，拜占庭君主们就必须顺应这个民意。朱利安皇帝企图改变现实，在基督教之外恢复古代多神教的信仰仪式，结果遭到了暗算，在战斗冲锋中被长矛

从后背刺中，死于非命。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占主流的帝国,当大瘟疫袭击发生后,整体信仰发生了动摇。一方面人们更加笃信上帝的无边法力和可怕的惩罚，另一方面,帝国伟大、皇帝尊严等观念也

受到了冲击。人们相信，如果上帝保佑他们的帝国的话，如果英明神圣的皇帝真的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的话,那么瘟疫这样的惩罚是不应该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查士丁尼晚年孤单多疑，不相信任何人，可能连其最信任、功绩最卓著的贝利撒留都背叛了他,更不用说朝野中其他各种觊觎皇位的势力了。这种宫廷内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是所有专制统治的通病,但是,大瘟疫对拜占庭人精神上的打击必定加剧了统治阶层的内讧,动摇了民众对帝国的信心。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普罗柯比。他曾对查士丁尼推崇备至,在其早年完成的几部书中大肆吹嘘查士丁尼,甚至到了肉麻的地步。“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皇帝查士丁尼,他领导危机重重的国家威名远扬,更加伟大辉煌”，

“他把诸多蛮族国家都纳入罗马帝国，建立了许许多多城市，确立了纯正的信仰，堵塞了错误的思想道路，宽容地对待那些反对者”。他还将查士丁尼称为“伟大的立法者”、“伟大

罗马帝国的保护者”，说这个皇帝“在边远的边疆完善了城墙和要塞，皇帝查士丁尼是我们时代之主,

我想,人们应该正确地称其为天道大王，或者如荷马曾说的那种慈父领袖,那些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在

他面前都不过是小儿科”。可是,正是这同一个作家在其晚年秘密撰写的《秘史》中大骂查士丁尼是

“蠢驴”、“人形恶魔”、“吸血鬼”、“野兽”、“杀人魔王”、“白痴”、“披着人皮的魔鬼”、“低能儿”、“善

于欺骗”、“弄虚作假”、“奸诈不直”、“虚伪矫饰”、“两面三刀”、“冷酷无情”、“变态心理”、“一意孤行，顽固不化,毫无顾忌地坦然从事极端丑恶的事情”，

“对任何人都不会以诚相待，其一言一行总是显得特别狡诈，然而又很容易被任何想要欺骗他的人所哄骗。他本质上是愚蠢和邪恶的特殊混合物”。对于普氏这样的思想转变,笔者在《秘史》中文版长篇前言中作了分析，而大瘟疫对此是否有影响还是个未知的问题。无论如何，大瘟疫流行前后帝国民众思想的变化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充分。

“查士丁尼瘟疫”是否和如何对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问题并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笔者希望提出这一课题留待以后探讨。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埃及于541

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鼠疫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鼠，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线、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流传，整个地中海沿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简而言之，除了阿奎丹和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罗马世界所有的古代城市都遭到了大瘟疫的荼毒人

口由此锐减”。爱德华·吉本到18世纪时在论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时还哀叹，“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不断爆发的鼠疫在缺乏抵御经验的地中海和欧洲毫无疑问造成了重大破坏，也留下了诸多历史问题，例如其对地中海农业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破坏、其引发的欧洲人口下降和劳力短缺以及欧洲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的机构性变化，特别是“查士丁尼瘟疫”与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