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五一五政变，谋杀推动“改革”(五·一五事件)
最终，法院以“爱国忧国之至情，有可鉴赏之处”为由，判处主犯三上卓15年监禁，其他人等只轻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一帮军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国家领导人，本属大逆不道的死罪，但只要高喊爱国，便是“政治正确”，可供“鉴赏”。
“摧毁一切现存的丑恶制度!伟大的建设之前都需要彻底的破坏!”
这句话并非来自中国人熟悉的文革时代，而是出自1932年5月14日发布的《日本国民檄文》，作者为海军中尉三上卓。就在第二天，他将子弹射入时任首相犬养毅的太阳穴，日本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爆发。
三上卓曾誓言：“愿赤手空拳，为世之先驱，与诸君一起点燃昭和维新的火炬!”昭和维新，就是他不惜以血腥谋杀来极力推动的所谓“国家改造运动”。
三上卓出生于1905年，没有什么显赫家世，虽然考取精英荟萃的海军兵学校，也许正由于精英荟萃，他的能力难以出众。
后来接受谋杀案审讯时，他声称：“读到第二、第三年，我对应试教育、填鸭教育颇感不满，教育必须要以精神修养、人格陶冶为主。”这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极端激进的思想也初露端倪。
三上卓还坦白自己读军校时的想法：“将来海军士官若想统帅部下，必须对社会情况有所考虑。”
那他年轻的时候，日本社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战期间，日本靠着给欧洲各参战国贩卖军需陡然发家，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并没能惠及底层民众，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眼看着富商巨贾灯红酒绿，大多数百姓却苦不堪言，同样出身低微且最不受重视的下层军人，自然对财阀富商们抱有深深的敌意。
财阀不可靠，年轻人便转而期待名声良好的政治家。但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日本经济连年遭受重创，无论哪个党派执政，国家都是一片混乱，军部高层更是充斥着人事斗争，连政治家与高层军人都不再为人所信。
不过没关系，日本人还有一个终极信仰：天皇。
“须举国无一人反对才可定下国论，在全日本国民大同团结的基础上奏请发动天皇大权，奉天皇之名建立国家改造的根基。”
语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作者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
在北一辉看来，明治时期，日本天皇与国民一体同心，上下相通;现在却有财阀与官僚上下相蒙，以至于问题丛生;天皇是“太阳”、百姓是“大地”，政治家与官僚是阻碍阳光普照大地的“云”。
为了清除“君侧之奸”，重拾“维新精神”，北一辉提出：由天皇授意民众发动政变，中止宪法三年，改为实行军管。
表面上看，这份提案是要建立平等社会，但动听的口号背后，唯一的实质精神是实行军管，无限扩大军队权力。在北一辉的思想影响下，日本海军的“国家改造运动”组织“王师会”设立，三上卓成为其主力干将。
1930年5月端午节，恰逢日本签订《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三上卓非常气愤，挥笔写下十段四句诗歌，第二段写道：
“掌权者在上位狂傲，却无诚意为国担忧;财阀以富而骄傲，却无心为社稷着想!”
换言之，只要有“诚”、有“心”的“我们”登上高位，自然就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结果只能是催生民粹主义，当权政客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民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产品便出现了。
1932年初，激进佛教僧侣井上日召组织了“血盟团”，列出一份包括十个人的刺杀名单。2月9日，前大藏(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遇刺;3月5日，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遇刺。很快，日本警方逮捕井上日召，将“血盟团”连根拔起。
“血盟团”覆灭，与其交情甚笃的“王师会”坐不住了，他们决定于5月15日袭击东京各个政府关键部门，对重要人物实行刺杀，首相犬养毅正是此次行动中权位最显赫的受害者。刺杀结束之后，参与的军人按照预先约定全体自首。
对包括三上卓在内的谋杀嫌疑犯审判之时，奇怪的一幕突然出现：一份35万人的签名血书送到东京，要求法院将嫌疑犯从轻发落。最终，法院以“爱国忧国之至情，有可鉴赏之处”为由，判处主犯三上卓15年监禁，其他人等只轻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