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农奴制改革的外部背景：克里米亚战争失败

俄国农奴制改革又称俄国1861年改革，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社会改革。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还顽固保存着野蛮落后的的农奴制。农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的摧残，他们整天无偿的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需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因此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俄国粮食的平均产量为2亿5千万俄担，其中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粮食为5千万俄担，占产量的20%。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粮的生产。列宁指出：“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但是，俄国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不过，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业不甚发达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罗斯，地主主要是靠缩减农民份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经济收入。在这里，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的土地扩大了2～3倍，而农民的份地平均缩减了1/3和2/3，由每人7俄亩减至3.2俄亩。随着地主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役租加强了，劳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国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地带省份，地主主要是把农民的劳役租转变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数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业区每人一年所缴纳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着如此重压的农民，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或遥远的地区受雇于手工工场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就有力地破坏了自然经济。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剧，而农奴制危机的加剧破坏了地主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经济占据优势.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和机器的使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农业危机，而且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

在农民阶级中，除了大批日益贫困和破产的贫农以外，还分化出了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有的租种地主和国有土地，成为土地经营者;有的开办企业.酒店和旅馆，成为企业主;有的收购和转卖农产品和放高利贷，成为商人.高利贷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卢布的大工厂主。他们构成了为农奴关系所掩盖的农村资产阶级，奠定了农村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农奴制的危机，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加速了农奴制的废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国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革命还是改革，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坚持用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而贵族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则力图用改良的办法废除农奴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的趋势，但是，农民运动的风暴却没有掀起革命的狂飙。

俄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农民长期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有关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因此他们的斗争始终未能发展到自觉斗争阶段，农民运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各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对沙皇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力量。结果，农民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沙皇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以高额关税保护他们同外国商人的竞争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证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大量的政府定货为其广开财源。同时，俄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农奴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个农奴制国家。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更使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惧怕革命。

由此可见，虽然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但是，摧毁农奴制的力量还不具备。结果，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为保存摇摇欲坠的封建农奴制度和贵族地主的政权，被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