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07月12日：巴勃罗·聂鲁达出生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智利当代著名诗人。
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沃尔特·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聂鲁达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中国。1928年他作为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出发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中，他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访问中国时他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繁体“聂”）组成，于是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聂鲁达死亡疑云
聂鲁达在政变后曾计划出逃并在流亡后公开反对皮诺切特政权，但他在打算出逃前一天被送往圣地亚哥的一家诊所，在那里死去，终年69岁。官方宣布他的死因是前列腺癌，但在皮诺切特的独裁时代里一直流行着质疑官方版本的各种说法。
1990年，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走向终结，诗人的遗骸被移至黑岛，重新安葬。对聂鲁达死因的质疑之声也开始浮出水面。诗人的死亡太蹊跷了，入院后的几个小时里的医疗记录离奇失踪，军政府是否介入其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在多位证人，包括聂鲁达的长期司机对聂鲁达自然死亡的说法提出挑战后，官方于2011年展开了对聂鲁达死因的调查。
2011年，聂鲁达生前的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ManuelAraya）接受一家墨西哥杂志采访时透露，聂鲁达并非自然死亡，有人被当局主使，向聂鲁达的胃中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诗人因此毒发身亡。
支持马努埃尔·阿拉亚观点的人指出，1973年9月22日，也就是聂鲁达去世的前一天，他其实有途径能从智利安全逃到墨西哥去。而一旦聂鲁达到了墨西哥，就意味着他会在那里发表不利于皮诺切特的言论，使得皮诺切特政府受到严重的政治威胁。可是诗人没有如期离开，随后被一辆救护车拉到了圣地亚哥。
怀疑者还指出，1982年，军政府另一个政敌、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他声明反对军事独裁之后，与聂鲁达死于同一所医院，死因是常规手术之后的脓毒性休克。但是2006年人们重新检查他的尸骨发现，他是被杀害的，死因是芥子气和铊中毒。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据信在同一家医院被六人下毒，其中数名皮诺切特的特工，因与弗雷1982年1月22日的死亡有关，而于2009年12月被捕。2010年12月，法医还掘出了前内政部长何塞·托阿的遗骸，进行死因调查。近40年前的官方结论是，托阿于1974年在医院病房的衣橱内自缢，但是2012年10月，法官宣布，他是被人勒死的。
2015年，西班牙媒体报道，聂鲁达可能因注射某种药物致死。当年6月，西班牙法医团队表示，在新一轮鉴定中，在诗人遗骸发现一种异样细菌。这以后，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这份文件还指出，这种药物由腹部注射，而非通常的静脉注射。药物成分和注射医生均为“不明”。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西班牙法医团队的卢纳博士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个谜。”
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10月20日，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他们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当年，在获知聂鲁达死讯后，马尔克斯曾写道：“他离去时，一定包含深深的失望。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一生的理想。”智利当地则有种说法，聂鲁达既非死于癌症，也非死于阴谋，他“死于悲伤”。
聂鲁达成就荣誉
1945年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并于同年加入了智利共产党，1950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奖。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邮差》已被译为30余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同名电影荣获1996年奥斯卡金像奖。中文版《邮差》是被翻译的第31种语言。
聂鲁达社会评价
聂鲁达在拉美文学史上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伟大诗人。
聂鲁达一生有三个主题：爱情、诗歌和革命。聂鲁达把这三个主题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推向堪与马丘·比丘高峰试比高的高度。他的爱情是与他的爱情诗互为一体的。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第一首就是《女人的肉体》，还有他的《我的船长》、《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
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不义的诗篇，很值得怀念，即使他在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并非无可挑剔。
聂鲁达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在将政治生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