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侯祠楹联看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

楹联俗称对联、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方式。自古以来，以其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直抒胸臆、朗朗上口，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名胜古迹处的对联，早就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人民群众，旁及文人墨客纪事铭志、评古论今、品评人物、写景抒怀的重要形式。加之这些对联多有名家手书，内容的思想性和书法的艺术性，受到千百万游人的喜爱。遍布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也留下历代书写、镌刻的众多楹联。对此加以研究，就可发现，诸葛亮是一位历代人们用楹联称颂的政治家、军事家。这里仅举明、清和现代的几副武侯祠楹联，看看后人是怎样运用楹联评价诸葛亮的。

（一）

利用楹联表达对诸葛亮崇敬与仰慕之情的，占了各地武侯祠楹联的绝大部分，成为武侯祠楹联的主流和特色。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诸葛亮的评价的主导方向。这些楹联有的记述诸葛亮的功绩，有的赞扬诸葛亮的精神，有的抒发自己的情怀，历来受到人们的赏识。陕西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有一副赞扬诸葛亮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

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

这副出自佚名者之手的对联，没有对诸葛亮的一生进行泛泛一般的叙述，而是对他忠于蜀汉、托孤寄命、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精神加以赞扬。五丈原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于军中的地方，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诺言。作者没有按一般楹联的方式概述他的生平事迹，而是重点赞扬了他“托孤寄命”、“死而后已”的精神，很符合五丈原诸葛亮庙的特点地点和环境。而把诸葛亮推崇到“三代而后一人”的地位，也赞美到了极至。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晚清四川总督沈葆桢留下的对联，写得饱含感情：

“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襄阳问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禁烟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深受其岳父的影响，沈自进士兵及第入仕之后，官声较好。他瞻仰武侯祠时联想到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与仰慕之情。作者前来凭吊被人誉为“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丞相祠堂，很自然的想到了远在襄阳隆中诸葛躬耕的地方。看到一千多年后，人们仍一致赞扬诸葛亮的情况，用“几人相忆在江楼”表达后代和作者对诸葛亮的无限缅怀之情，读来令人对诸葛亮深深怀念。这种赞扬，也是一般古人难以得到的。

以叙述诸葛亮生平事迹来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在武侯祠对联中占了多数。下面这两副均出自湖北襄樊古隆中。

“两表酬三顾，

一对足千秋。”

这是明代文人游俊题在“三顾堂”正门的对联。上联中所说的“两表”即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和六年两次出师伐魏前向刘禅表明心迹和态度的。其中，回顾了刘备当年三顾茅庐的情况，故曰“酬三顾”；下联所说的“一对”即是指《隆中对》。因为这是诸葛亮推心置腹地谈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向刘备提出了一个共图霸业的完整方案。以后，诸葛亮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辅佐刘备父子建立蜀汉政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兴复汉室”的。此事也发生在三顾堂，用“足千秋”也很确切。

一九六五年一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为古隆中题写了一副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番晤对古今情。”

董老借用唐代大诗人杜甫《七律·蜀相》诗中的句子为上联，自己巧对了与此句极为吻合的下联。他紧紧抓住诸葛亮出山“三顾”、“一对”这两个大亮点。深刻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诸葛亮的景仰、凭吊之情。

（二）

在众多武侯祠楹联中，有一部分除对诸葛亮的功绩进行赞扬外，也对他的未竟事业进行评论，写的也很贴切。由于对联不象格律诗那样受字数的限制，写起来比较自由，作者可以览物抒情、挥洒自如、言简意赅、凝义点睛。因此在评论诸葛亮时，显得比较灵活和客观。湖北襄樊古隆中武侯祠，有一副比较长的对联，出自清代文人吴耀斗之手：

“布衣吟啸足千秋，草庐频顾，收起潜龙，蜀丞相尽瘁鞠躬，非得已也；

竹帛勋名垂两代，汉祚将终，霄沈羽钨，杜少陵酸心呕血，有由来哉。”

这时一副叙事与感慨并重，讴歌诸葛亮光辉一生的对联。作者从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山林写起，历数了三顾出山、辅佐刘备父子两代皇帝，直到“鞠躬尽瘁”的历史功绩。作者没有简单的停留在表面事件的记述上，亦不一味进行歌颂，而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隆中时，就受到时人的推崇和尊重，就可以留下千古美名。刘备频顾茅庐，请他出山后，他是怀着报恩思想去干那些事业的。所以他认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看法尽管可能不被多数人接受，但确有一定道理。作者说诸葛亮是出于无奈，即“非得已也”，是因为“汉祚将终，霄沈羽”。这就是，东汉得寿命快要完结，就象雨雪打湿了鸟得羽毛，它再也不能继续飞下去了一样。诸葛亮本人也很清楚，仅凭蜀汉的实力，要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心兴汉，无力回天，留下终生的遗憾。作者借用对诸葛亮一往情深的杜甫所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进一步证明自己观点。也说明杜甫痛惜诸葛亮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是很有根据的。

一九六四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游隆中武侯祠时，题写了“诸葛草庐”匾额。回到北京后又为草庐写了一副对联：

“志见出师表，

好为梁父吟。”

乍看起来，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郭老这副对联似乎有些简单。其实郭老所以这样写是有所指的。因为曾经有人评论说，诸葛亮功业虽高，诗文水平却低。郭老不同意这个观点，曾说：“如武侯终身隐居，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他所以写这个对子，就是要肯定诸葛亮的文采。郭老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客观公正的评价诸葛亮的态度，对后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含义是很深刻的。

（三）

还有一部分武侯祠楹联，在赞扬诸葛亮历史功绩的同时，启示后人联想更多的东西。由于这些对联是书写或铭刻在名胜古迹处，游览者览物咏联，能立即把历史陈迹与简洁明快的联语联系起来，产生观物生情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阅读浩瀚的历史典籍和古奥的神话传说一时难以收到的。下面这两副对联就有这方面的效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是成都武侯祠的，作者为清末西南边疆著名文人赵藩。上联是赞扬和肯定诸葛亮在平定云南少数民族反叛活动时，使用攻心战术的。具体是指诸葛亮对待彝人头领孟获的故事。孟获在第七次被释时，终于反省了自己的过失，满含感激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下联则带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目的。清末政治腐败，岑春萱、刘丙章相继为四川总督。时任四川盐茶官的作者和川中百姓，多认为岑只讲宽容而无度，刘则严酷而无法，致使蜀地怨声载道。作者利用给武侯祠题写对联的机会，直抒胸臆，告诫后来治理四川官员要宽严适度。

再录一副河南省南阳武侯祠的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这副楹联的作者是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从他该联的主旨来看，赞扬诸葛亮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想平息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在作者看来，诸葛亮一生竭力尽心，忠贞不贰，辅佐刘氏父子前后凡28年，名高天下，受人敬佩。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没有必要去辨明襄阳、南阳。他提示后人，对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论，不要太计较。虽有和稀泥之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究竟诸葛亮的隐居地是襄阳还是南阳，争论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争论者的目的也是尽人皆知。无独有偶，当前的旅游热中，各地为扩大旅游景观而刮起的争名人之风，与当年的襄阳、南阳之争又有惊人的相似。相信游人们看了这副对联，定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力的。

武侯祠的楹联几乎全是以人物为中心，很少有以咏景为中心的对联，这与诸葛亮的受人爱戴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受到历代人民的奉祀和颂扬是很自然的。武侯祠的楹联对于褒扬和宣传诸葛亮，起到别的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保护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