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库九百万两被盗，钱到底是怎么丢的？
道光在位时因循守旧，绝少建树，重臣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大臣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
一次，道光帝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三钱。”道光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还要五两。”
话说，1843年的时候，清朝国库丢失了九百万两白银，道光帝听到之后，非常惶恐，立刻就命令刑部的官员前去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国库账面上的数字竟与实际库存相差九百多万两。原本，道光皇帝以为国库中，还有几千万两白银，但是，经过这次一查，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道光二十三年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接近古稀之年。由于多年操心政务，道光皇帝老的非常快。国库丢失白银，让他寝食难安，可谓疲惫之极，可能他也知道清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虽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各地也恢复了平静，但目光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狼藉。
此时，清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严峻的经济环境如同寒冬，根本不给清廷喘息的机会。耗时两年的鸦片战争，花掉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再加上，后来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廷的财政雪上加霜，真是祸不单行。
并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黄河又连续几年出现了决口，清朝为了堵决口，赈济灾民，又花掉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简而言之，在这三年内，清政府在战争、水患及赔款等方面的支出，达到了近七千万两白银。然而，清朝当时一年的总财政收入才有四千多万两。
道光皇帝向来节俭，他看到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消逝，不免心疼。
面对清朝国库仅剩的一千万两白银，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的最低值，所以，不管怎样这个钱都不能动。如果再用，道光皇帝恐怕就要崩溃了。毕竟，像清朝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留下点备用金。
但是，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清朝的国库居然是空的，连所谓的一千万两白银都没有。不知在这个真相昭告天下的时候，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又会怎么样面对呢?
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库兵张诚保的侄子捐了一个官，名为捐官，实际上，就是买官。这笔钱交到了户部后，由张诚保来过秤收钱。但是，他当时却没有将钱收入国库，只是开了一个收据。因为，这件事情瞒上不瞒下，牵扯到一些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一来二去就被人捅了出去。
于是，这个事情越查越大，最后揭开了银库背后巨大的黑幕。众所周知，道光皇帝非常的节俭。曾经有大臣来北京述职，刚好赶上饭点，他都舍不得请大臣一顿饭，这次国库丢失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不知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三月，道光皇帝曾痛斥群臣说：
“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 ···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后来，道光就命刑部，步军都统衙门等，马上展开调查，而且，要一查到底。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库兵被捕入狱，更有许多官员被停职调查，刑部的官员为了破案更是不分昼夜。经过初步的调查，刑部官员得出了统一的意见，即：九百多万两白银并非为一人所偷窃，更不是短期作案，案犯基本上都是银库的库兵。
那么，这么多白银，究竟被储存到了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那个时候，北京一共有十个大库，有装钱的、装布匹的，还有装粮食的，其中，用来装钱的就有三个大库。
第一个大库是位于紫禁城的内库，这个大库存有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主要用来存放皇帝的“过河钱”，即：皇室被迫流亡时，使用的银两，但目前还没使用过。因为，库里存放的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不太容易被盗，所以，在封上封条之后，就不会再有官员查库了。
第二个大库是位于内务府的银库，名为银库，但是，却并不储藏银两，而是存放一些珠宝玉器，这个库房不大，所以，管理也较为便利。
第三个大库是位于户部的银库，也就是国库。这个库里存放着大量的银子，因为，每日都有收支，所以，需要库兵频繁的搬进搬出。
为了确保国家的资金安全，清朝制定了极为繁杂的大库管理制度。
这其中，只设一位管库大臣，通常由户部侍郎来兼管，下边在设郎中等职位，再下则设库书数人。但是，这些人却并没有进入银库的权限，库兵则是个例外。根据规定，库兵在进入银库之前，必须要脱掉衣裤一丝不挂，就算是寒冬也是如此。
他们在进库之后，需要穿上库内的衣裳，干完活儿需要出库时，则再次脱光衣服。银库门前往往会放置一个板凳，每当库兵赤裸着跨过板凳时，都需要两手上前一拍，并大喊“出来”，然后，这些库兵就可以穿上自己的衣服，回家吃饭了。
跨板凳、拍手、喊叫，都是为了证明库兵的体内，腋下及嘴里没有塞银子。如此看来，清朝的银库监管十分严格，这些库兵好像也没有机会盗窃。
但是，受利益驱使的库兵们，就算是花再多的心思，也会想办法弄一点的。
据说，库兵们主要有两个盗窃银两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以谷道藏银”，这些库兵会通过肛门将银子塞入体内，在塞入的时候，还会用猪脂肪包裹银子，同时，还要使用一些松骨药。一般一次能塞八十两左右，库兵需忍受三十分钟。
不过，这招也有局限性：
首先，年龄太大的人，往往难以夹带;
再个，只适用于夏天，冬天不可行。
第二个方法是用茶壶带银子。壶中往往有水，库兵们会将银子放置在茶壶之中。即使出库的时候需要打开茶壶倒置也不要紧，因为，银子早已经冻在了茶壶之中，根本倒不出来。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合于滴水成冰的三九冬天，夏天可不行。
最终，国库中的银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逝了，在不知不觉中积少成多，最后，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刑部虽然已经查出了缘由，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一日所为，又不是一人偷窃，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发现呢?
此时，距离上次彻底清查银库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嘉庆五年之后，虽然，每年都会清查国库，但是，官员们都是例行公事，随便看看，翻翻账目就结束了。如果说，这些官员对于库兵们的偷盗行为没有察觉，那么，谁也不会相信的。
在事情败露之后，许多库兵都逃跑了。但震怒的道光皇帝，一定要把这些人缉拿归案。他马上下诏，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务必将库兵抓捕归案。最终，大多数库兵都被控制，还有一些被拘捕了。然而，此案涉及人数之多，取证有十分困难，如何处置这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个长达几十年的群体作案，负责的官员也是难辞其咎。如果，他们当初可以负责一点，今天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事呢?
看到如此复杂的案件，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终，在大臣们的开导下，道光皇帝算是平静了下来，但是，他依旧生气地说道：“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
目前看来，想要查出此案的真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除了一些证据确凿的库兵被处以死刑之外，清廷并没有继续追究那些官员的责任。其实，此举也并不是对官员格外开恩，而是道光考虑到眼下国家急需银两，所以，就想让那些涉事的官员分责赔付银库的损失。
四月初七，道光皇帝决定追究，在嘉庆五年之后负责银库管理人员的责任。
这个责令就是：根据这些官员的任期长短分摊赔偿责任。其中，银库库管及查库御史需要每月赔付1200两白银;管库官员每月赔付500两;查库大臣查库一次赔付6000两。而对于已故的大臣，赔偿标准则进行减半处理，由其子孙代为赔偿。
不久之后，道光皇帝又制定了一份更加具体的缴纳赔款时间表。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官员表示拒绝赔偿，但是，道光却回应道：如果拒绝缴纳赔款，这些官员将被关进监狱，不赔款就不放人;并且，如果超过了缴纳期限，则将进一步追究其责任。
那么，道光皇帝追缴的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涉及的款项数额过于巨大，而此时国家机器的运转效能也比较低下，所以，追缴的结果并不理想。在实际追讨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或子孙没有能力偿还，即使“监追”也没有办法，因此，道光皇帝只好再次调整赔付标准。
例如：延长赔付年限或降低赔付标准等;同时，他还免除了一些特殊官员的赔付责任，例如：官员故去而子孙未成年的情况，就无需再赔偿。
可以说，银库偷窃一案，使道光帝颇受打击，毕竟，丢失的是九百多万两白银。但是，更让他难受的是，如此重大的偷窃案，居然最后什么都查不出来。
尤其是库兵中的一些人，即使常年作案，却依旧逍遥法外。
道光帝生气的斥责道：“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仍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毋许再有延宕!”不管皇帝多么震怒，那些外逃的库兵，都是毫无音信了。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道光皇帝统治清朝的二十多年，虽然，他励精图治，但是，却鲜有功绩;他多番努力，却依旧难以力挽狂澜。从鸦片战争重创清朝，银库偷窃案架空国家的财政，接二连三的波折，使得原本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已经年过六旬的道光皇帝，精力也有限。所以，此时的他，充满了更多的无奈与心酸，他开始逃避现实，万念俱灰，只能无奈地接受清朝衰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