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事迹在魏晋南北朝的演变
王陵事迹经历两汉的传播，已经颇为人们熟知。《后汉书》中赵苞的母亲临死前就以“陵母伏剑”的故事安抚儿子。然而，到东汉末年，国家渐渐由统一走向分裂，社会动乱，这对魏晋南北朝王陵事迹的演变发展带来一定消极影响，王陵事迹的传播在这一时期的走向低迷。
故事演变研究
部分的研究围绕王陵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展开，论文较多，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葛永海、陆淑亭《历史题材的敦煌变文对后世通俗小说的影响》、任艳映《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的影响》、李扬扬《敦煌变文与<史记>、<汉书>之间的相异性——以<汉将王陵变>为例》等。
前两篇文章涉及了王陵故事自唐变文到明清通俗小说的演变历史；最后一篇文章则侧重两汉至唐五代的演变历史，对宋代以后王陵故事的演变则泛泛而谈，包括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以及戏剧作品鲜有涉及，虽然部分观点比较新颖，但资料不足，比较片面。
杜贵晨《<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硕士论文有孙亚萍《两汉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研究——以<西汉演义>为主》，范丽华《<西汉通俗演义>研究》，王冰《<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研究》等多篇文章。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为王陵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时代不同作品的专门研究，很少对王陵故事的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魏晋南北朝：王陵事迹传播的低迷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王陵事迹的传播和发展都受到极大影响，大量资料已经亡轶和残缺。现存王陵资料散见于史传、诗文作品中，虽然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然而整体走向低迷。与汉代王陵事迹普遍的歌颂主题不同，这一时期王陵事迹#的主题分化为两部分：一方面，继承两汉歌颂王陵及其母亲事迹的主题；另一方面，则是对王陵廷争与不孝的否定与批评。
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创作《汉高祖功臣颂》，他在文章中对汉初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王陵等三十一人作颂。其中《太傅安国懿侯王陵》，这段颂文是西汉以来王陵事迹的总结。作者论及“陵母伏剑”、“面折廷争”等主要情节并发表看法。在作者看来，王陵母子品性高洁，他们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社稷肱骨。
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及到王陵事迹的作品具体而言，有不同的侧重点：首先，王陵篇。这一时期涉及王陵事迹的主要情节包括：以兵属汉、担任宰相、面折廷争、杜门不出等。其中，王陵事迹的传播有一些新的进展，
相比两汉朝，这一时期，人们对王陵事迹的关注主要有以下两点：
王陵成为后世评价臣子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北魏孝武帝苦于大臣专权，在宇文显和的劝说下，决定西入函谷关，由于宇文显和的母亲年迈，家中人口又多，孝武帝让他早作打算。而宇文显和在主君和家人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君主。“卿是我王陵”的评价反映出当时帝王心中，一位臣子合格的标准，这一标准可以概括为：直言进谏，舍孝尽忠。
这一标准的确立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换频繁，皇权极易被宦官、外戚等架空。为了改变皇权旁落的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位“模范”臣子为准绳，进而对臣子们的举止进行约束。而王陵“亲死尽忠”的事迹无疑就是这个模范最好的选择。
“杜门竟不朝请”的情节受到人们关注。这一时期，在文人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王陵诗歌中，有两首涉及到王陵被吕后“明升暗降”后采取的“杜门竟不朝请”的行为。这是王陵用来表达对吕后不满的抗争方式。
两汉社会崇尚大气豪迈的英雄，这一时代精神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主人公大多在面对挫折时，奋斗不屈，绝不逃避，直面人生的特点，项羽乌江边自細，昭君出塞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士人朝不保夕，人们性格中的豪迈之气，在频繁的危机中消磨殆尽。这一时期更多的人选择用消极避世，远离政治来保全自己。这种精神影响了他们创作的取向。于是，“杜门不出”这一消极抗争的情节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较多。
其次，陵母篇。魏晋南北朝时期，“陵母伏剑”的事迹被确立为节义的典范：后赵石勒为削弱李矩的力量，用弟弟郭元胁迫李矩大将郭诵，逼他投降。郭诵以陵母“不改其意”表达自己的忠心；而靳允在“母妻弟子”均为吕布所擒的情况下，仍坚持效忠曹操。这两则事例反映出当时王陵事迹中陵母“节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对规范人们言行的典范意义。
王陵事迹所代表的“忠君”和“节义”，在这一时期成为品评人物行为的重要标准。
当大部分人都在歌颂王陵事迹的同时，也存在一部分人对王陵的批判。这方面可见到的资料不多，但它们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对王陵事迹的认识开始走向分化。
王珣与王恭二人在政见上出现分歧。面对王恭的质问，王珣以王陵廷争失败被贬，无益于家国为由劝说王恭忍耐。言语中流露出对王陵廷争的不认同。而记载二的作者批评王陵在母亲惨死之后，不但没有辞官守孝，反而成为社稷肱骨，实为“不孝”之辈，不能引以为荣。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一定程度上，王陵借助母亲的死，获得事业的成功，他的行为与这一时期“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是冲突的，于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不再只是一味称赞。
王陵事迹低迷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陵事迹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然而，总的来说，王陵事迹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就，王陵事迹的传播走向低迷。
导致王陵事迹的传播走向低迷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点：玄学形成于曹魏正始年间，从汉末清议演进而来的清谈与玄学相结合，兴起了一股正始玄风，逮至两晋，盛炽一时，“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玄学的兴盛与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玄学推崇老庄，强调不尊礼法，摆脱礼法名教的羁绊，追寻人的个性自由。而重视礼教的传统儒家，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之上的。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生生不息被死亡相继取代，儒家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让位于重视人性自身的玄学。符合儒家“忠君”教化的王陵事迹在这一时期，失去了思想基础。可以说儒学的衰退及玄学的兴盛成为王陵事迹中落的根本原因。
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审美较两汉朝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出的，是注重壮丽和震撼的美学，如汉大赋中镑礴繁复的气势；史传中风云诡谲的战场，华丽悲壮的生命等。而玄学兴盛之后，人们由于种种原因陶醉于山水之中而流连忘返，借助山水作为精神上的慰藉。借山水写内心，从而引起审美对象由外在的纷繁现象向奥妙的内在本体的转变。
正因为审美观照的内化，魏晋南北朝人们追求个性自由，他们认为人生苦短，应及时享乐。而王陵事迹中，陵母所承载的悲壮与牺牲整体上与这一时期的审美相违背。两汉时期，英雄崇拜的兴盛推动了王陵事迹的传播与发展。魏晋以后，英雄崇拜的衰落对王陵事迹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此后，政权的频繁更替，血腥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这一系列事件都对当时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家四百多年所极力培养积累起来的名节之风荡然无存，旷达之士或托为放逸，或益尚玄风
当时的名士以善清谈为贵，他们不再像两汉人推崇的英雄那般，以个人才智为立足点，积极千预生活，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突出，九品中正制度成为门阀们揽权的工具，重视个人才智的英雄观念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英雄崇拜走向没落。有识之士在作品中抒发“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愤懑，感叹“英雄有迆逭，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因此，这一时期王陵事迹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空间——英雄崇拜。它的存在只能以继承为主，汲取前代人留下的养分，并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才能流传下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王陵事迹，主要是作为臣子标准和“杜门竟不朝请”的典故保留下来的深层原因。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陵事迹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王陵和陵母的“忠义”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更有批评王陵不孝的观点。然而，受这一时期玄学兴盛与儒学衰落的影响，王陵事迹在总体上走向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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