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对外传播与庞德的创意翻译
李白的名字开始被西方人所知，肇自18世纪初。
1761年托马斯·珀尔西整理编译的中国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好逑传》出版，1774年该书再版。根据1774年的版本我们知道，此书的原译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商人，名叫詹姆斯·威尔金森。
在他的《好逑传》译本手稿的空白页上，他记下了五位他所知道的中国杰出诗人，第一位就是李白。他注明列出这一名单的时间是1720年。这份名单被附印于后来出版的《好逑传》书末。
在英国有翟尔思，他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文学选珍》和《中国文学史》，共选有230余首诗，其中李白居其首，选22首。但在庞德的《华夏集》出现之前，李白诗歌在西方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20世纪初，在英语国家流行最广的中国诗歌译本是庞德的《华夏集》。诚如罗纳德·布什所说，由于《华夏集》的出现，“李白一跃而成为甚至比他在中国传统中更为突出的形象”。
《华夏集》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华夏集》的选诗有着较为一致的情感主题和时代精神。“书中的19首诗大多是表现愁思离苦的诗篇”。
李白《古风》59首，费氏记有14首，庞德只取《代马不思越》、《胡关饶风沙》两首边塞诗和《天津三月时》一首刺权贵诗，而对于其它内容的诗均不取。费氏所记李白乐府诗共十首，庞德取《长干行》所写的离别之苦，《玉阶怨》的叙宫怨，《静夜思》的思乡之情。
在李白集“古近体诗”这一大类中，费氏记有25首诗，庞德仅取《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江上吟》、《登金陵凤凰台》的感慨身世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送友人入蜀》的所叙离别之情。
从以上的取舍情况看，庞德的主旨意在借这个译本表达身处战乱和异国、伤时事、感遭际的忧思愁苦之绪。其人物景事仍不乏异国的情调，而其情感内容则相当贴近生活，扣合着当时时代的脉搏和一般人的心弦。
第二，《华夏集》得到时人的喝彩，还因为其西化的诗歌技巧和诗歌理论。
庞德不仅在形式上一反老派翻译家如翟尔思等用英语格律诗翻译中国诗这种做法，改用英语自由体诗的形式，并适当使用西方的传统诗歌技巧，如戏剧性独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正在探索的意象派的诗路，在这些中国诗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标本。
一反传统英语诗歌偏重叙事或直接抒情议论的特点，而直接处理描述对象，专注于意象的营造和并置、叠加等艺术安排，以描述性短语为主，使句法与意象的凸现相谐，音节语言上不求铿锵雄辩而求简约传神，这些新的艺术尝试引发了新的诗歌美学理论。
庞德在1918年《今日》(Today)杂志第三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诗》的文章，从其中对李白《玉阶怨》的分析或能看出他对这种艺术方法的理解。
他说:我从未发现任何一个西方人把这诗读一篇就能得到很多，但通过仔细的检验，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此。不仅仅是凭借暗示，更是凭借一种精确的约简程序。让我们想一想产生这首诗需要什么样的情境……首先，“玉阶”，故场景是在一个宫中;其次，“罗袜”，故所述是一个宫妃，而不是一个仆人或偶在宫中的普通的人;第三，“侵罗袜”，故此女已然久等，而非乍到;第四，“玲珑秋月”，故失约的男方没有借口说这个晚上不宜于约会;第五，如你问我们怎么知道她在等一个男的，这个，诗题为“怨”……读者可能不是不熟悉这种类型的中国诗。差不多每一个撰文谈过有关中国语文的人都提及这种短小隐微的诗的存在。在最为精确的程序上与它们对比，我们发现最具活力和最澄彻的诗，我们发现一种直接性和现实主义……
第三，庞德的创意翻译与李白诗歌的契合。安琪拉·容·巴兰笛赞誉《华夏集》是英文诗歌佳作:“如果不是庞德为《华夏集》中的译文注入了生气，这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对西方而言仍将是遥不可及地……”
庞德认为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作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也可看作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因此，庞德可以灵活地处理诗歌中不可译的问题，尽量保持与原文的气氛和情感相一致的契合。“《华夏集》对原作的历史图式和艺术风格诸方面的传达均有独到之处”。而且，庞德常能歪打正着，即使对李白诗歌中难以理解或含义不清的地方，也能凭着诗人的敏感表现出中文原文的艺术感染力。
《华夏集》这本以李白诗歌为主的译集，适合当时西方的社会生活和诗歌艺术发展的需求，很快传播开来。李白的诗歌也因此而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
（本文内容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