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相管仲，为何甘愿被囚受辱也不愿从主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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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齐相，但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单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或褒或贬，褒贬抵捂，着实令人费解，从而引发出了对管仲“仁”与“不仁”的争论。

一些人认为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辅助齐桓公首霸中原，成就了不朽的功业，是为“仁”，而管仲在私德上甘愿被囚受辱也不愿从主死节，并为仇敌之相，甚至在战场上败逃则具有“不仁之行”。

其实管仲的这些“不仁之行”是与其政治家的角色不可分割的，对于管仲的评价，也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这一身份以及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是要对其进行立体的分析。

不过当我们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以这些“不仁之行”，质问管仲本人时，似乎听到了管仲的内心的辩解：为定社稷，以利齐国，以不仁之行，行仁之实。

本篇笔者就从孔子对管仲的“仁”与“不仁”的评价说起，聊聊管仲的生死观。

管仲的“仁”。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篇》

对于管仲“仁”的评价较早的是春秋晚期的孔子，正如上述孔子所说，他认为管仲的“仁”表现为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也明确地表示，齐桓公不用武力就可以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这都是管仲的力量，是他仁德的表现。

而对于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功绩，历来也有很多论述，不少人更是认为齐桓公开创了一个霸政的新时代，正如《齐文化通论》一书中所说：霸政是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王政”及秦汉以后的“专制”时代相对应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的政治体制。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其实并不是单单说的他称霸的时间早，也说明了他创造的霸业最为显赫，影响力也极为深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管仲辅佐之功。

此外，《论语·宪问篇》亦记载了孔子对于管仲的另外一个评价，即：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意思是孔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如果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或许死在小山沟里，也没人知道。

这个评价则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见了的霸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民众免受了蛮夷入侵带来的伤害，当然也保护了中原文明免受游牧民族的破坏，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点也是做到了“仁”。

孔子对于管仲“仁”的评价，也是被后世所认可的，那么孔子为何还会认为管仲“不仁”，而他的不仁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接着说。

管仲的“不仁”。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篇》

上述记载是孔子在说管仲的“不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管仲这个人器量很小，还不节俭，此外还不懂的君臣之礼，毕竟管仲的所用的器具和国君那是一个级别，这明显是违背儒家倡导的“礼”，自然也属于“不仁之行”的范畴。

而对于管仲的“不仁之行”，管仲自己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说到这点，我们就要先说说管鲍之交这则千古美谈的故事了。

鲍叔牙是齐国的大夫，管仲发迹之前，异常贫困，但是鲍叔牙并没有嫌弃管仲的贫穷，而是每次都尽心尽力的帮助管仲，而正是和鲍叔牙的交往，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管仲的“不仁”，而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记载了管仲的“自我检讨：

1.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

意思是管仲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管仲总是多要一些。

2.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意思是管仲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结果却使他更加困顿不堪，陷于窘境。

3.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

意思是管仲曾经多次作官多次都被国君驱逐。

4.吾尝三战三走。

意思是管仲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

5.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

意思是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之殉难，我被囚禁遭受屈辱。

这五点是管仲的自我检讨，不得不说，这也是后世人认为管仲“不仁之行”的五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贪心、不智、不忠、软弱、不羞耻，这些够了吗，当然够了，在古代仅凭其中的一个不能忠君，几乎在仕途上判了“死刑”，更何况管仲一下有五条。

不过管仲的这些“不仁之行”，在鲍叔牙那里根本都不是事，因为鲍叔牙“知其贤”，而这个“贤”并不是一般的“有才”，而是一种不拘小节，考虑国家大义的“大仁”，正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的评价一般：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意思是孔子小看了管仲，他是无可争议的贤臣。

说完了管仲的“仁”和“不仁”，我们接着就重点从管仲的生死观，来看管仲的“不仁”之仁。

管仲的生死观。

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管鲍之交，而在后来两人却分别效忠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后来这两人争夺齐国的国君之位，公子纠失败，而小白成功，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就以齐国的声威让鲁国杀死了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而管仲也被囚禁，当然和管仲一起被囚禁的还有召忽，而这两人对于是否该从主死节上，却有了明显的分歧。

先说召忽。

杀君(指公子纠)而用吾(指召忽)身，是再辱我也。——《管子·国君大匡》

公子纠死后，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建议下，打算启用公子纠的手下管仲和召忽，对此，召忽也极其明白，他如果和管仲一样转投齐桓公，也一样会受到重用，正如召忽自己所说：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

但是召忽却不愿意这样，他认为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主子公子纠，现在在重用他，是对他再一次的侮辱，所以他选择做“死臣”，并且说出了“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的名言，之后他为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从主死节，即：入齐境，自刎而死。

夷吾(指管仲)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管子·国君大匡》

面对召忽的从主死节，管仲却认为他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国君的命令为国家效力，这样又岂能为公子纠一个人而牺牲呢，并且进一步说出了能让自己从死节的三个方面：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

此外，管仲认为自己死了是不利于齐国的，而自己活着才能让齐国强大，即：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当然这并不是管仲的自夸，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管仲确实做到了这点。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也能看出，管仲和召忽两人在生死观上是截然不同的，召忽愿意从主死节，但是管仲却不愿从主而死，因为他心中装的并不是国君个人，而是齐国，而是天下社稷。

召忽从主死节，赢得了后人忠义之士的赞美，但仔细想想，这种忠义似乎过于偏狭，是仅仅对一个国君的忠，这与管仲相比，只能算是小忠小义，而管仲才是真正的“大仁大义”，以天下为己任，或许正是管仲的座右铭。

《淮南子·泰族训》亦评价管仲曰：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

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意思是说，管仲宁愿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这也是对于管仲“大仁大义”的肯定。

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改事齐桓公，这点与传统的“一身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也是明显相背离的，在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失节行为，是不被世俗观念所容忍的，管仲也说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只有当时的鲍叔牙不认为管仲的这种行径是无耻。

不过也体现了管仲忍辱负重，重大义而不拘小节的个性，所以我们从管仲后来对于齐国的贡献，也能看出，管仲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建功立业，造福于民，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也是他所认为的“大仁之行”。

而管仲在生死面前的抉择，也被后世很多人赞赏，《战国策·齐策》有云：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淮南子·说林训》有云：管子以小辱成大荣，此外，还有其他褒扬的评价，笔者暂不一一列举。

不过上文我们已经说了管仲一身事二主，是不被当时世俗所认可的，这种不忠于君的行为，也让很多国君所不齿，那么管仲为何能被齐桓公重用，并且成就一番霸业呢，其实这还是因为鲍叔牙举荐的功劳。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上文我们已经数次说到管鲍之交，而管仲能够从阶下囚到齐相，这其中也少不了鲍叔牙的举荐，如果没有鲍叔牙的赏识，管仲诸多“不仁之行”，不仅不会受到重用，甚至还可能无立锥之地，正如管仲所说，鲍叔牙是他的知己。

齐桓公继位之后，曾向鲍叔牙寻求怎样才能定社稷，而鲍叔牙毫不含糊的就说“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但是齐桓公却认为“夷吾与召忽，吾贼也”而不愿意重用，后来在鲍叔牙“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的劝说下，管仲才得以回到齐国大展拳脚，并且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管仲与鲍叔牙是至交，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层面上，管仲却不认私情，在管仲病重时，齐桓公前去探视，让管仲为自己推荐接替管仲为相的人选，当齐桓公提出要用鲍叔牙为相时，管仲极力发对，他认为鲍叔牙的性格不适宜为相，而是推举了更为适合的隰(xí)朋为相。

不过齐桓公心目中的丞相并不是隰朋，而是竖刁、公子开方和易牙，并且认为他们是佞臣，管仲坚决反对齐桓公任用这三人为相，甚至还要求齐桓公立即驱逐这三人，《吕氏春秋·先知览》记载：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开方。

不过在管仲和隰朋相继去世之后，齐桓公就把管仲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把竖刁等三人召回复职，用为近臣，而这三人后来也专了齐国的政权，正如《国语·晋语》记载：管仲殁矣，多馋在侧，由此可见，管仲死后，齐桓公身边佞臣泛滥已经远近闻名了。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而竖刁等人联合作乱，把重病的齐桓公禁闭在受宫之中，最后却被活活饿死，而他在临死前，最终发出了“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指管仲)衣乎?”(出自·《吕氏春秋·先知览》)，齐桓公如果听从管仲的话，又何以至此呢?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知管仲甘愿被囚受辱也不愿从主死节，其实他并不是怕死，而是为定社稷，以利齐国，管仲最终也做到了这点，成就了不世之功业。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他倾毕生精力，内行富国强兵之道，外建尊王攘夷之伟业，这正是管仲的“不仁之行”背后的“大仁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