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时期最大的抓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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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坛“反赌”风暴愈发猛烈。赌博，无论何时都可说是“祸国殃民”一大害。民国时期，一纸密令，让警察总监秘密抓捕“涉赌”的当政“六大员”。这六位大权在握的“大总统”跟前红人能抓么？怎么抓？抓了之后怎么办？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官场内幕和斗争激变？

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禁赌令见诸唐代，以后历朝皆重申之。民国二年所制定的《京章》（北京地区治安条令汇编）之中，亦有禁赌之款。犯赌禁重者“拘禁”、“感化（类似劳动教养）”；轻者罚款或取保永不再犯。禁赌之令由京师警察厅负责执行，最大的抓赌案，京师警察厅也就只能首当其冲了。

民国初年某日，警察总监吴炳湘“散衙门”后回到总布胡同私寓。不久，门房忽报总统府侍从武官求见，吴在外书房接待了来客。该人少将官阶，手持密件面交，声称内装总统手谕，系袁所亲封。吴打开一看，手谕明示：今晚某名妓寓所有总长、次长、督军等六人聚赌，事属违禁，着警察总监依法严办。袁氏的近臣段芝贵（拱卫军司令）、陈宦（参谋部次长）之名赫然在目，吴炳湘感到此事十分棘手。因为袁世凯的特务系统有好几个，步军统领衙门、军警政执法处、总统府武官处、京津保军警联合稽查处等机关均负有监视文武大员的密责，此案交办得很清楚，时间、地点、“人犯”都很具体，肯定有详实的情报。人所共知，六大员均系袁跟前的红人，不但是大权在握的现任要员，又是深受袁氏信赖的高官，这个赌如何去“抓”？抓住后又如何“依法严办”？如果事先通个信叫他们跑掉，固然可以不失同僚的面子，但手谕系袁所亲封，也就是说只有袁、吴二人知晓，如走漏风声，定是吴炳湘所为，故此方案绝不可行。如真去“抓”，万一冲突起来，又不好收场。“抓”来后如何处理，又是个难题。吴炳湘左右为难，计不知所出。此时有家人进前回话说：“永增军装局给大人量礼服……”一提起量礼服，吴突然猛醒，豁地开朗。“二次革命”时浙江督军朱瑞宣布“中立”，目的是两面逢源。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命朱瑞来京觐见，朱身穿军大礼服在武官处候见时，一承宣官进前说：“朱督军不是外人，请便服觐见。”说罢将朱让入更衣室，朱穿上了袁世凯给他准备的马褂、长袍、布鞋后真是大吃一惊，因为衣鞋合体、分毫不差。原来袁早派特务打进朱家，故才能给朱做下这套合身的便装，其意是告诫朱，“不要在我袁某人面前搞小动作”。

吴炳湘受到量衣服的启发后，立即进行了抓赌的布置：首先命外城警署派警官把六大员的跟班、马弁、司机、家人请去喝酒，一齐灌醉。等到时夜已深，六大员赌得正起劲，突然全副武装的警务执法队冲进院来，军靴踏地声、刀枪碰击声响成一片，一警官推门而入，高声喝道：“总统手谕，着段芝贵、陈宦……听宣。”事出突然,六大员不知所措，当听到“着警察总监依法严办”时，都有点傻了眼，只好乖乖地跟警官登上了“警车”，只不过“警车”没把他们拉到拘留所，而是送回私邸。下车时押车的警官还向他们敬礼道惊。被灌得烂醉的马弁、司机、家人被“警车”拉到外城警署后，糊里糊涂地在早已准备好的“保释书”上按了手印，充当了主子“具保释放”的保人。履行完了法律手续后，这些马弁、司机、家人均被客客气气地送回家中。

次日凌晨，吴炳湘即派专员前往总统府内史厅，送上执行总统手谕过程的呈文。文中详细报告了抓赌的经过，并说六人均有悔改从善之诚意，现已交保释放，并附有保释人画押的文书。一早，六大员一起到总统府请罪，袁满面春风地说：“何罪之有？诫尔等勿伤身耳。吴炳湘办事情也太认真了，明日你们可一齐到他家去赌。”言罢大笑。

段芝贵当时被称之为“小段”，与吴炳湘有同乡之谊，同是“老段”（段祺瑞）门下的皖系。事后与吴相见时抱怨说：“奈何不先通个信，免去一场虚惊。”吴笑曰：“若先通个信，汝等皆遁去，我去抓谁？如何向总统交差？况且花酒席上恐怕……。”说到此处吴炳湘戛然而止，只是惨然一笑。

袁世凯洪宪称帝，段祺瑞避居团河养疾，冯国璋在南京拥兵主和。吴炳湘是京官，虽然被任命为“大典籍筹备处副处长（处长系内务总长）”，可是多方避之，并不热衷，实因对袁氏已经看透了。袁世凯虽然御下有术，可是所用之术未免太过分，有伤人君之道。这位大奸雄，大独夫，一旦南面而王天下，是演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是演朱元璋（大杀功臣）还确属难说。往好处想，也顶多是学刘秀“退功臣而用文吏”，即便是皇恩浩荡与“诸家爱卿共享富贵”，这“富贵”的滋味也不是好受的。此种情况是袁世凯所想不到的，也算是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吧，所以洪宪一幕，北洋拥兵诸帅，掌政的高官大多不太积极，只有一帮政客前后奔走，希冀从中捞一把（这些人也就是待进的“文吏”）。

袁世凯抓赌的目的是一箭三雕，一是告诫六大员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二是看看吴在执行自己的命令中是否搞小动作；三是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威。吴炳湘执行的手段也是一箭三雕。一是向袁表示执行总统的手谕绝不打折扣；二是向外界表示本总监执法如山；三是向六大员表示本总监是通天的人物，要想“混”还得厚结吴某人。此案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抓赌案。在“民国法制”的规范之内，戏剧性地走了一个过场，由“抓”到“放”完全符合法制程序，但其实质是高层关系中的一次考核。在这张试卷上，吴炳湘答了一个满分。此案在旧京警界传誉了多年，但其内幕鲜有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