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真的是因为蒋介石放水吗？
在经历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后，中共中央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基干力量。这次万里长征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然而近年来却遭到极少数人的质疑，其中“蒋介石‘放水’说”最具代表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在经历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后，中共中央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基干力量。这次万里长征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然而近年来却遭到极少数人的质疑，其中“蒋介石‘放水’说”最具代表性。如蒋纬国便认为：“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有一位海外女作者也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她甚至推断：“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不难看出，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乃是由于蒋介石“放水”。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为了避免在进攻中央苏区核心区域时损失过大，故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在西面留出缺口，同时加大其他方向的压力，逼迫红军西走。这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从表面上看虽貌似“放水”，但其实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部署了多道封锁线。试想，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那不设封锁线岂不更便于红军西撤和中央军尾随吗？可见，所谓“放水”之说明显有失偏颇。
其次，中央红军突围后不久，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并不断调兵遣将，严令追堵，企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阻其入黔”。这一时期，他最担心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企图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试想，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红军又怎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认为蒋介石“放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虽然开始将追剿红军和解决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求一石二鸟，但在其内心中，“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所以频繁调动各部防堵，并无驱赶红军进入四川之意。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又怎会北渡长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此后在红军经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间，蒋介石同样兴师动众，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在日记中对未能达此目的屡屡表示懊恼。由此看来，所谓“放水”之说显然是一种臆测。
至于那位海外女作者言之凿凿地认定蒋介石“放水”的另一动机是为了换回其子蒋经国，更是无稽之谈。1931年，当宋庆龄建议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以换回蒋经国时，蒋介石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所以，蒋介石“放水”长征一说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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