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
苏联剧变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文章很多，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讨了苏联存在的问题和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的杨金华的《论苏联剧变中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一文，从信仰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并认为：“改革‘新思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引发了全面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合法性基础，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价值，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全线崩溃。信仰虚无主义的催化剂效应，形成一股又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瓦解了苏共，毁灭了苏联。”这种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完全归之于思想意识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也是与苏联的实际不相符的。文章所用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也不准确，没有信仰，或者信仰危机都说得通，两者加在一起，就难以理解。从该文的论述来看，苏共并不是没有信仰，不是信仰虚无主义，而是改变了信仰。
一、研究苏联剧变，要遵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具体谈到苏联剧变的原因时，却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造成思想混乱，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瓦解；说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思想和学说确实有很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从最初少数人信仰的思想变成了多国的实践，但在其中起作用的并不只是思想的正确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存在适合这种思想的土壤，中国、苏联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而又没有调解这些矛盾的机制。共产主义学说和政党在欧美发达国家可以存在，为什么那里并没有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就是这个道理。
1890年，恩格斯在《致越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恩格斯的论述，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真谛！苏共亡党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当然也跳不出恩格斯的论述。作为当事人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承认：“改革的悲剧结局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时代的特点，公开提出的和暗中隐藏的目标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等等。”[2]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提出的许多主张，诸如：
民主化、公开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等，都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产物，也是受到许多党员和民众认可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得到多数拥护的，其实质也是在为处于危机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寻找出路，不能简单地给他加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了事。
在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时，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他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3]。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究。为什么苏共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未能经受住公开性的冲击？苏联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一夜之变，为什么民众那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政治控制一放松，社会组织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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