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含冤研究未来战争 推翻“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在我军众多的将帅中，粟裕以擅长大兵团作战指挥而扬名中外，享有“常胜将军”的殊荣。建国后，他在蒙受冤情的情况下，仍以带病之躯，研究未来战争与现代化国防，呕心沥血，为创新军事科研作出了独特的建树，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理论遗产。刘伯承曾评价说：“粟裕同志知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身负冤情仍长期思考
1958年，粟裕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1963年7月，根据叶剑英的建议，粟裕主持军事科研第一线领导工作。1972年，粟裕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率先提出要在军事理论战线上解放思想。他反复强调，军事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着重研究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方法，解决如何打赢未来战争等问题。
粟裕一生6次负伤，虽然重病缠身，冤案平反进展缓慢，他仍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始终想着如何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以应对未来战争。
粟裕长期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经出现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及电子、化学、激光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认为我军实际上已进入常规战争向高科技战争的过渡时期。考虑到我国的国力与军力实际情况，粟裕经过广泛调研，对我国需要如何应对未来战争，进行了长期缜密的思考。粟裕说：“未来战争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从1976年底开始，粟裕作了一系列建议、讲话，步步深入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问题，还抓紧时间进行战争回忆录的撰写，在报刊上发表，弘扬我军光荣传统。
粟裕认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一定要持科学而审慎的态度。1977年春天，有的同志建议他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在较大范围内讲一讲，他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要进一步地研究。粟裕考虑到这些问题涉及到对军事思想以及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的不同看法，必须慎之又慎。他说，当然随便放一炮是可以的，但放炮要考虑到后果，特别是像他这个地位的人，放一炮会引起一些反响，如影响到部队的士气，起了“动摇军心”的作用，那就不好了。之后，粟裕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转入了更深入的研究。
粟裕经常强调，为了搞好军事学术研究，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干部要与部队干部交流，要多下部队代职或搞调查研究，使研究工作与部队实际相结合，和现代斗争相结合。1977年8月，粟裕在参加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军委座谈会后，即赴新疆考察，先后到乌鲁木齐、伊宁、独山子、石河子等地察看边防要点和军事工程，并从空中观察了天山南北的地形。考察结束后，他就新疆战备工作问题，向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军委战备委员会提出许多关于新疆地区战备建设的建议。此后，他不顾年高体弱，又多次抱病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湖北、广东等地勘察地形、视察部队，深入作战部队和边防海防前哨，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广收资料，精心研究，并与当地驻军和地方党政领导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
粟裕外出调研，总是轻车简从，从不讲究吃住，也不参加宴请。有些单位的领导利用晚上或星期天来看望，他都是先表示谢意，再劝他们不要再来了，免得影响工作。他向工作人员特别交代，绝对不能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任何礼品。粟裕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边疆海防，为探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躬身实践，竭尽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向党中央汇报研究成果
经过长期的调查和思考，粟裕感到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作具体分析，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应把研究重点放在战争初期，因为战争初期对整个战争发展进程关系重大。1978年1月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他多年来就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思考的结晶。在这个报告里，他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如：发动决战的地域选择，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平原地区要不要堆山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不久，1979年1月11日和13日，粟裕又先后在军事科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报告全文不到两万字，围绕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谈了6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已成为当前军事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粟裕认为自有战争以来，作战方法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相联的。现代武器装备已发展到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时代，并向精确制导等更高的水平发展。作战方法是人与技术两个因素的结合。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打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依靠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变化，必须采取新的作战方法。
其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在现代条件下，为适应战争情况的发展，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这几种作战形式的运用，要有新的变化，要研究新的打法。粟裕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形式的主要特点，将是依托阵地的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作战，配合以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小规模运动战。粟裕尤其强调要注重反战略突袭。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就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敌人将可能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从陆海空对我进行战略突袭。我军需要保存有生力量，避免过早与敌决战，并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大量削弱、消耗和歼灭敌人，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以稳定战局，迫使敌人同我们打持久战，为转入相持和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其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在新的条件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而是依托阵地，对进入我预设战场，突出冒进，缺乏补给之敌，给予歼击。要在主要作战方向和关键作战时刻，掌握局部制空权，打坚固防御战。在重点设防地区，有重要价值的城市、要点、海岛、海岸必须坚守，有的要长期死守。要树立顽强坚守、反复争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
其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现代条件下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建军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历来打败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同样适用。在战争初期，为了保持还击力量，我们要避免与敌重兵集团决战。各级指挥员要善于创造和捕捉战机，诱使或迫使敌人犯错误，积小胜为大胜，促使敌我力量对比产生有利于我的变化。
其五，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搞好战场建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和作战思想、战术运用有关联，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在敌后和敌占城市开展新型游击战，一定要搞好重点守备的要点、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积极防御体系。在火力配系上，凡是长期坚守的阵地，都要构成与各种障碍相结合的以打坦克为主的多层火网，并要巧妙地部署侧射、斜射和倒打火力。还应注重交通建设，应该注意平战结合，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其六，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备战术的重要条件。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从他们的长期禁锢下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及其指导规律。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粟裕对未来战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的报告在军事学术上打破禁忌，鼓舞了军心民心。自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以我为主”方针以后，许多同志不大敢提学习外军经验，怕犯“教条主义错误”。当时对外军的军事理论、作战方法的研究不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批评和口号式的反对上。粟裕敏锐地感到，这种片面武断的军事科研倾向，将对我军有效应对未来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粟裕认为：不能把“以我为主”理解为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好的，外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以我为主”绝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同时，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歪曲，照搬照套，甚至断章取义，这些做法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发展。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必须改变。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冲破军事领域“左”的思想的长期禁锢，提出按唯物辩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问题，这不仅打破了军事学术上的禁忌，还从精神上鼓舞了军心、民心，增强了军队高级指挥员必胜的信心，坚定了地方领导安心发展经济的决心。许多地方领导评论到：国家有这样杰出的将领，国防一定会有坚强的保障，地方也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去。
粟裕的报告从战略准备上改变了中央军事的战略方针。粟裕提出：在新的条件下对付现代化敌人的作战方法，必须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既可以争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又可以弥补自己武器装备力量之不足。由于粟裕的不懈努力，在1980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肯定了“诱敌深入”不再是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全局的方针，也不是新时期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的战略措施。
粟裕的这个报告，不仅在全军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报告对军事理论战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回答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新问题，对战备、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国外的军事评论家认为，粟裕是中国主要的战略发言人，从他的报告里看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军事发展的方向。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标志着他对现代战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粟裕报告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至今对我军军事斗争准备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