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是指哪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有多辉煌）

大唐盛世是唐太宗李世民讲管理期间。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名人勇士都在这段文明诗歌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下而出现的唐朝第一盛世“贞观之治”可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智慧的光辉典范。

唐太宗则是将中国优秀文化运用在治国理念上最成功的帝王之一。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唐朝在618年建立，贞观时期奠定了唐朝繁荣昌盛的基础，对后世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在隋炀帝的统治下，百姓深受其害，民不聊生，最终自发起义，掀翻了隋朝的统治。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贞观初期的社会景象实在是不容乐观，而在唐太宗的治理之下，这种情况得到了改观，甚至还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说: “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说明了唐太宗上任后，国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安居乐业，国富民强的局面。

旧史也称唐太宗为“千古一帝”，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唐太宗的上任说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也不为过。

1，杀兄逼父，夺得皇位

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通过传统的继承而得来的，而是他杀兄逼父才得到的。

这种方式违背了传统的封建法统和伦理，所以在统治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方式并不能为子孙起到一个正面的标榜左右。

因此，唐太宗在夺取皇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修改国史，来为自己起到一个辩护作用。

正因如此，贞观时期的使臣在攥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想方设法地大肆宣传太宗的功劳，而大大贬低高祖在其中的地位。

唐太宗的皇位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当继承，但是唐太宗对于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贞观年间的许多律法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作用。所以，即便唐太宗杀兄逼父，后世对唐太宗的评价依旧很高，这也源于唐太宗本人的功绩。

2，太宗上任，祸不单行

唐太宗初继位时，国内的形势可以用“祸不单行”来形容。

首先是当时的全国各地都在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在隋朝最盛时期，受政府控制的户数高达九百万户左右，但至唐初武德末年，仅剩下不到三百万户了，这其中的差别不是一星半点。

甚至在曾经经济繁荣生产力旺盛的地区山东以及河北一带，在贞观年间呈现出来的则是一副“人烟稀少，鸡犬不闻”的景象。

更甚者，在贞观元年到三年，各地竟出现三年以上连续性的自然灾害，这对刚上任的唐太宗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时的太宗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样经济萧条的背景之下，想要度过这三年以上的自然灾害的难度，不用明说想必也能明白。

3，管隋之例，取信于民

唐太宗在隋朝灭亡后，迅速找到了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取信于民。同时，他也从中认识到了广大民众的力量。

因此，对人民力量的高度重视则成为了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当时国富民强的隋朝，因为隋炀帝对百姓的暴政，对农民的欺压，导致隋朝时期的农民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隋炀帝本人却每日莺歌燕舞、骄奢淫乱。

这种行为使得被压迫的农民忍无可忍，为了生计背水一战、以命相搏的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很快昏暗的隋朝就被这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

在唐太宗以及唐初的统治者亲眼目睹这一巨变后，他们对于农民的力量不得不“不寒而栗”。所以在太宗即位后，经常与大臣在谈及隋朝时加以提醒，以此为警戒。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明确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

可见唐太宗已经明白，一个国家若是过度残暴，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那么就会被民众推翻，而隋朝的灭亡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4，实施行动，缓和矛盾

《荀子·王制篇》中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太宗经常会引用这些古语来警戒自己，唐太宗认识到如果想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先稳定民众，爱护民众，这也为唐太宗制定的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贞观之初，为解决犯罪率高的问题，唐太宗贯彻以德治国的宗旨，认为“治国何需重法”。

每个人都有廉耻之心，民众之所以会不顾及廉耻之心去违法，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朝中有人贪污，百姓食不果腹，已有性命之忧，二则是赋税过重。

因此要解决犯罪率问题，则要从根源下手，整治朝廷风气，减少赋税，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犯罪的原因，这样犯罪率就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唐太宗决定“从我做起，以人为本”。

唐太宗在刚登基时就开始释放宫女，既可以改变朝中的骄奢风气，又可以减少朝廷支出，可谓一箭双雕。唐太宗还对官僚阶级展开了“裁员”重新核定了爵位的继承标准，对于确实有实际功勋的人保留其爵位，而对于徒有虚名的人则撤销其爵位，减少了朝廷的官员也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唐太宗和唐高祖都对隋朝的酷刑进行了修改，对于原本列为死刑的条目进行了删减，还推出了复奏制来避免因为朝廷疏忽而导致错杀了好人的情况出现。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若是没有了土地，等于断掉了农民的生路，因此唐太宗就这一情况也明确做出了买卖土地必须经过国家的制定。

禁止私下买卖土地，避免了农民被剥夺土地的可能性，减少农民变成流民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农民推翻政权的可能性。

唐太宗曾说，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要想真正的让人民富足，就得“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同时唐太宗对于有灾情的地区也十分的重视，他命定灾区开仓济粮，若是遇到了没有粮仓的地区，准许就食他州，还派遣了许多他的亲信大臣前往灾区改善灾情。

他的这些做法都大幅度地安抚了灾区人民不安的心。唐太宗对于农民的让步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农民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最重要的是这一举措缓和了农民对于朝堂的敌对心理。

在唐太宗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定，自己的土地也有了保障，自然也没有了起义的理由。

5，以德治国，克己复礼

在贞观年间，君主和大臣对于“以德治国”这一政策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大臣们对唐太宗提出的这一政策非常的理解，所以在唐太宗日常的行政中，大臣们尽忠职守，时刻提醒着唐太宗。

而对于国家的建设问题，大臣们也都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唐太宗对于大臣的建议也都虚心接受并改正，呈现出一种十分和谐的朝堂风气，这一现象对于国家的治理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帮助。

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就具有了加强依法治国的意识，在硬性的规定上，法律对于人们的约束远远超越了道德，所以维护法律的威严是各代君主都非常重视的事情，贞观时期则更是如此。

唐太宗还特别喜欢纳谏，这一举动也备受世人的称赞，作为统治者来说，唐太宗根据群臣的建议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也体现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

而作为大臣来说，向皇帝进谏，体现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觉悟。

更是体现了他们对于朝堂的归属感，身体力行的投入在国家建设方面，君主与群臣相互协作，出现“贞观之治”的局面也属理所应当。

唐太宗还导人使谏，就是引导大臣积极进谏，为了更好地了解群臣的真正意见，唐太宗经常诱导使臣下说出看法。

对于纳谏之事，魏征认为，重要的在于能否正确的对待错误的意见，而不是如何对待正确的意见，只有宽容对待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让大家放下芥蒂，做到“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盛世局面。

6，太宗用人，爱才有道

在贞观初期，衰败的景象席卷全国，唐太宗想改变这种现状，对于贤才的任用则是必不可少的。

而自古以来的阶级社会，君主们对于大臣的标准无一不是要求德才兼备，唐太宗也不例外，唐太宗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

所以唐太宗对于吏部选拔的官员，只看重他们的业务能力是否达标，而不为他们的品行感到担忧。因为如果任用了一个德行好过能力的人，最多就是造成一点小损失。

而若是任用了品行不端的人，造成的损失不可预估，甚至会带坏了朝堂的风气，以至于真正的好官也会遭到排挤。

而且若是有官员贪污，对于百姓的压力也会增加，所以太宗认为官员的德行是十分重要的。

唐太宗也十分了解人才，他对官员的性格品行观察得十分透彻，他认为杨师道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刚正的人，对于工作认真细致，极少会出现差错。

对待事物公平公正，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但是性格较为怯懦，在紧急关头不能发挥自己的真实能力；

高士廉古今贯通，遇到事情十分机敏通透，临危不乱，在朝堂上也不与他人拉帮结派，但是缺少正直的进谏；马周对于事情十分果断，性格十分刚直，对于别人的评价也客观合理。

太宗对大臣们的评价都十分中肯，也取得了大臣们的一致认可，正因如此，唐太宗才更是做到了知人善用。

他懂得如何让官员去做最适合他们的职位，贞观初年，史称“房谋杜断”的房玄龄与杜如晦则正是唐太宗知人善用最著名的例子。

他们二人多谋善断深得太宗的信任，唐太宗在与房玄龄商量治国之道时，房玄龄总是会提出许多新奇的观点与看法，看待事物的角度刁钻，经常为唐太宗提供帮助，但是在做决定时，房玄龄总是很难决定主意。

这时，唐太宗就会把杜如晦请来，杜如晦来后，对事件稍加分析提出肯定，一件事情也就真正敲定了。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也是贞观时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对“贞观之治”的所有内容都有渗透，对“贞观之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若是没有太宗的用人之道，就无法实现“贞观之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