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割据西南
说起刘焉，也算是在后汉末年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时，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相互勾结，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钩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做起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割据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勤王剧。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早期的刘焉>>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显然，刘焉当时给世人的印象就属于这种“清名重臣”。《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元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特别指出：“以交趾僻远，可以避祸也。”>>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本文依《三国志·刘焉传》）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保护，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而且就算向皇帝申请去交州也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笔者认为：刘焉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任职后才逐渐产生的。>>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四个：董扶、赵韪、吴壹、吕常。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时，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疑问：刘焉滞留荆州东界的时间有多长呢？他是什么时间到达益州的呢？《资治通鉴》把刘焉提出设立州牧的时间确定在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而刘焉到达益州的时间则为同年六月左右。按照这个时间，刘焉在荆州东界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刘焉一方面可以思考以后在益州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也可静观益州的形势发展情况。果然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益州之乱>>当时益州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等人自称黄巾，在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起义，并迅速占领该县，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很快，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豪强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三国志·刘焉传》中说马相义军的规模是“众以万数”，而《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记载则是“至十余万人”。到底谁的记载是对的呢？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众以万数”。《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高敏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高敏在其《秦汉史论集》一书中提到：《三国志·蜀志·刘焉传》载马相起义事时，未言攻克巴郡，可见攻克巴郡的不是马相领导的义军；《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在叙述了马相起义事的末尾说：“又别破巴郡”，而不是说“又破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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