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对外政策：和议，和议，还是和议

纵观两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自从宋高祖和宋太祖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后，“守内虚外”便成为大宋王朝的基本国策。面对周边日益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朝堂上投降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双方势力也曾此消彼长，尽管主战派曾经占过上峰，取得了一定的反击胜利。但以皇帝为首的投降派也只不过将这些暂的胜利作为议和的法码，最终都是以宋吃亏，外敌胜利的和议的签定而暂时宣告终结，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最终演变成为亡国之恨。

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10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10万。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

宋室南渡后，统治者继续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南宋政权长期与金对峙，面对金人铁骑的威胁，以皇帝为首脑的投降派更是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年间，北伐失败，主战派无奈下签定的“隆兴和议”。宁宗时，北伐的再次失败，签定了“嘉定和约”，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屈辱求和的条约，也使南宋政权由与金最初的臣属关系发展为叔侄关系，直至最后的叔伯关系。这些屈膝投降的政策，曾经对辽、金有效过，换回过宋朝国内暂时的安定，但到南宋后期，这一政策对为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来说，已经不灵光了。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不过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而已。

历史的发展，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困惑：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为何南宋政府在主动北伐时，还是会以失败与和议的签定而告终？为了寻求历史的答案，解开迷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南宋和议的签定过程。

南宋建立后，一些爱国人士为雪靖康之耻，纷纷要求收复失地，迎回被俘的徽宗和钦宗。宋高宗虽然口头答应要出兵，与金开战，收复失地，迎回二圣。但担心二圣的回归会打破他的皇帝美梦，又不敢得罪掌握兵权的主战派。因此，高宗采取了二手策略，对于岳飞、韩世宗等主战派表面上给予支持，暗地里对主战派的活动处处掣肘；同时，开始重用秦桧之流的主和派，并派人暗中与金进行和议。在皇位和统一大业之间，高宗选择了前者，为保住帝位，甘心偏安一隅。

绍兴七年（1137），金朝内主和派占据朝廷主流，向宋廷暗示议和。金朝的议和正合高宗意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出使往来，穿梭媾和，煞是忙碌。高宗皇帝拒绝了宰相赵鼎提出的进兵中原收复失地的计划，并任命秦桧为右丞相专门负责议和之事。同时派王伦出使金朝，转达南宋皇帝的臣服之意，即顶替前伪齐政权充当金国的儿皇帝。

面对政府的卖国求和的可耻行径，大臣们义愤填膺，纷纷上奏弹劾王伦、秦桧的卖国行为。抗意的奏章如雪片般呈送上去。殊不知他们的皇帝正是最大的卖国贼，没有他的授意，谁能如此胆大包天进行卖国。结果卖国者不但没有被处分，还被加官进爵，而弹劾者纷纷被罢免或贬谪。宰相赵鼎被罢相，秦桧独掌相权。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诽谤”朝廷命官秦桧，说他将会使高宗皇帝第二个石敬塘，谩骂王伦原本不过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由此获罪被贬谪。十二月，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即视之为偏居江南一隅的藩属或地方政权，不称“国书”，而用“诏谕”，要求高宗赵构拜接金熙宗“诏谕”。高宗不顾文武大臣们的反对，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安生，不惜屈已议和”。坚持奉行投降求和的政策，秦桧以高宗为徽宗居丧为借口，代替高宗接下金朝的诏书。根据诏谕，金将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代价是南宋向金称臣，保证“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

绍兴九年（1139）三月，金右副元帅宗弼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地界，宋朝明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但是，4个月后，金国朝廷的主和派失势，重要人物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于是，主战派宗干、宗弼等掌握实权。绍兴十年（1240年）五月，金国分兵东、西两路重新攻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这标志着不到一年半以前达成的和议被金国撕毁。金军的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的进攻，高宗不得不再次利用主战派挡住金人的铁骑，但其内心深处，应不忘记议和。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制和反击。其中，由岳飞、刘琦所率领的中部大军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绍兴十年（1137），宗弼率领大军在进至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遭遇刘锜和知府陈规所领南宋军的顽强抗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往开封，南宋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在顺昌保卫战中南宋军以少胜多，遏制了金军打算渡过淮河进一步南下的矛头。

南宋军队气势高涨，在河南地区占据主动，金军甚至开始准备北撤。但是，南宋的最高统治者再一次露出了软弱与伪诈的本来面目。高宗一方面担心，被虏往金国的北宋废帝钦宗赵桓尚在人世，一旦真的捣了“黄龙府”，迎回“二圣”，自己无立足之处；另一方面，他又对彻底打败金军心存疑虑，唯恐金国恼羞成怒，断绝与之和议的念头。既然金军的威胁已非迫在眉睫，南宋高宗皇帝便在秦桧等人的谋划下，下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以取悦金人。

绍兴十一年（1138）初，金国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南侵。岳飞提出的北进中原直击开封的计划，遭到高宗皇帝与秦桧的拒绝。不过，金军在巢湖一代遭遇刘锜、杨沂中、王德所率部队的顽强抗击，特别是柘皋之战，数万金军主力被南宋岳、韩、张三大主力之外的部队击败。

金军南下的威胁解除之后，高宗一秦桧集团依然固持和议为“国是”，但与绍兴八年（1138）和议之争的情形不尽相同，经过金人的毁约渝盟、尤其是在宋军浴血奋战，取得辉煌战绩之后，再议屈膝讲和事宜，阻力无疑要大得多，也是主战士人所无法接受的，更是诸路将领所坚决反对的。初议讲和的阻力主要来自文臣，而今却面对既可保国又可覆国的手握兵权的将帅，这无疑是令和议者担忧的大事。高宗皇帝所担心的是抗战派军事将领手中握有重兵，难以节制，于是，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以论功行赏为名，将韩世宗、岳飞、张俊三大将召赴临安，分别任命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秦桧进一步拉拢张俊，打击韩世宗和岳飞，甚至使用卑劣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岳飞冤狱。议和的障碍已被扫除，在秦桧等人的积极奔走下，金国与南宋在这一年即绍兴十一年的十一月又一次达成和议。这就是奠定整个南宋王朝对金关系的“绍兴和议”。内容包括：（1）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主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金与南宋之间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省商州市）、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南宋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

绍兴和议是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之后启动的第一件大事，尽管当时这个王朝拥有一大批积极抗金的爱国将领和一定规模的军队，但是他们不过是最高统治者根据形势所迫，暂时借以维护自己皇权地位的工具。统治者痴心于议和的初衷，无非是希望用臣服与岁贡换取一个苟安的局面。从当时的宋朝立场来看，割地、称臣、纳币，绍兴和议对一个曾经以礼治天下的泱泱大国来说无疑是屈辱的条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战争中南宋虽然略占上风，在短时间内也不能真的直捣黄龙府。金朝也暂时也无力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

1149年，金朝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杀了金熙宗，自立为帝。1153年，以燕京为都，改名为中都大兴府。为了南下掠夺，完颜亮着手经营开封府，并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迁都南京开封府。同年九月，便以号称的百万兵马，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企图一统江南。在此危难之际，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空前空涨。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取得了采石江大战的胜利。金军在采石渡江失败后，完颜亮被部将杀死，金兵北归。十二月，金世宗完颜雍当立，向南宋提出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