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临终慨叹改变祖宗成法实在难
赵顼[xū]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赵顼一病不起，尽管只有三十八岁，却做了十八年的皇帝。他在临死之际想到“变法”，而这变法又与久负盛名的王安石连在一起。
他在即位之前就读过王安石写的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书中极言时弊：天下财力困穷，在于吏治败坏，不知法度。
不懂武事的文官担任边防重任，只能委托奸悍无赖，焉能不令防务积弱？恩荫制度下的官吏不学无术，只为利蠹……这些言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法先王”、“为天下理财”的主张更令他赞赏，很想一试。
他即位时，宋王朝已经存在了一百零七年，自宋初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越演越烈。国库空虚，债台高筑；兵员激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人，仍败在东辽、西夏的夹击下，不得已，只好年年还向他们进贡，即此，也不得安宁……祖宗的“成法”失灵了，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的爷爷辈宋仁宗曾实行过“庆历新政”，但却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主持新政的宰相范仲淹被迫出京，写出了《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限感慨。他的父亲英宗只当了四年皇帝，在变法上也未能有所作为。现在轮到他了，他血气方刚，有一种锐意求进的胆略，于是一即位就亲自选拔了王安石作为襄助他改革的大臣。“龙墩”尚未坐暖，就颁诏任命他为江宁知府。王安石赴任数日，又奉诏进京。君臣一席谈，王安石进献《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细览奏章，直到深夜，决心将国事委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确实是个人才，连恪守祖宗成法的司马光都称道他：“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天下归心，神宗立擢升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这个过程，在病榻上辗转反侧的宋神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因为两人志同道合，全力推动改革，且历尽风险，堪称“知音”。然而对这个“知音”，宋神宗却又两度罢了他的宰相，让“变法之途”生出诸多波折来。
“不要抱怨我，介甫！”病榻上的宋神宗在内心里说：“要改变一下祖宗成法实在大不易，因为它实质上是一场权力的再分配，必然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而且还是一种‘连锁反应，因为他们的利益是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比你承受的压力更大啊！”
是的，一个“免役钱法”虽为国家财政增加了收入，但却侵犯了那些历来恣意勒索的商行和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的利益。于是这本来只是商贾领域的事，却遭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的反对。神宗只得对王安石说：“取免役钱太重，人情咨犯怨。近臣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对目光短浅的后族十分反感，便道：“皇后的父亲向经从来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役新法，依条例收入。他曾来文交涉，没有被理睬。又如曹后的弟弟曹佾，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宦官）用假姓名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二事，后族怎会不反对？”
诸如此类的事，神宗不知经历了多少，他只能在心里说：“介甫，介甫，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也尽知后宫与内臣的种种弊端。然而我无法抵挡两宫的眼泪呀！”
于是他想到了与王安石的冲突。
推行“青苗地”时更是阻力重重，本来这种政府贷款是让农民避免高利贷盘剥的，免得老百姓卖青酉。司是大地主、大商人却攻击为“官盗”，“与民争毫利”，是“官放息钱”。神宗无可奈何做了让步，下诏暂缓。王安石火了，称疾家居，不久又上表辞职，令神宗左右为难。如果允许王安石离朝，那么新法将蹈“庆历新政”的覆辙半途而废；若挽留他继续任相，则帝王的面子又一扫而尽。他让翰林学士司马光拟旨批答。司马光却趁机指责王安石：“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王安石见诏大怒，立即抗章自解，弄得神宗很下不来台，只好亲书手札安慰他：“诏中二语，失之详阅，今览之甚愧。”才算把这个“拗相公”留住了。
今日在病榻上，神宗忆起往事倒想说：“介甫呀！变法是对旧有秩序的冲击，你就只能迂回曲折。一斧子劈下去，激浪涌起，稍做缓冲，再下二斧。急跑三步，必众情晓晓，你就俯允，退上两步，待舆情稍缓，众人不备时，你就再跑上三步，又是朝野大哗，你就再退两步稳住士夫，总算账你已进了两步了。这理卿非不知，只是性情固执，操之过急了。”
他又想到了朝臣对王安石的攻击：“拗相公啊，拗相公。那真是铺天盖地，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才用‘人言不足畏来自我安慰。有些‘人言很凶猛哩！那个御史中丞吕诲弹劾你有‘十大过，把你攻击得‘人格卑下很不像样哩！”
病榻上的宋神宗已记不清吕诲的奏章说了哪些话语了，只记得是很有文采的。那奏章上说：“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内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畀，大好得路，群阴会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网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神宗当时就将这奏章封还了，意即不采纳。“介甫，你知道我在冒士子‘腹非的风险吗？”
临终的神宗在心中又说道：“吕诲先后三次任言官，均因弹劾大臣而被罢官，是天下闻名的‘鲠直之臣。有‘老本让君臣忌惮的呀！我为你遮蔽的事还不够多吗？”
由王安石，他想到了变法之难，其实并不难在这些公开的反对派上。对这些人，王安石也好，他自己也好，早就有思想准备，跳也好，喊也好，均在意料之中，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变法者内部的分裂。别的不说，只说那吕惠卿吧，安石初为相时，极力推荐他为变法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也比不上他。学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独有惠卿一人。”
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共同谋划，凡有新法章奏，皆由惠卿执笔，时人称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可是司马光却说：“惠卿惍巧，不是正人，正是他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后来的事实不幸却被司马光言中了。王安石罢相之后，带头破坏新法的正是这吕惠卿，他要标新立异，以防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把推行新法的王安石的肱股全部排斥，对此，王安石复相之后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里还有烧开的时候呢？”变法之难，正难在推行新法的新贵身上，这却是始料不及的。
“变法师就坏在这一群庸吏手里！”在病榻上的宋神宗继续想道：“这是些不学无术的庸碌利蠹，积其平生，唯知迎合上宪，哪里对变法有半点初衷？上先说板鸭之喙有棱，他便立即响应，而且加码说他看见尖了；上司又说其喙为扁，他便立即改口道，扁平如砥。哪里懂得什么新法？他们喊什么‘变法只不过是要迎合君主所好，喊一喊以升官发财而已。与这样一些昏愦之人讨论变法，岂不是对牛弹琴？可悲的是，王安石也好，我宋神宗也好，明知如此，还不得不依靠这样一些人去各地推行新法。这些人，明明是‘唯官是求之辈，却以‘新派自居，又以‘变法标榜，怎奈他何？”
想到这里，宋神宗不由得十分悲哀：是的，是的。普天之下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太少了，真正是凤毛麟角。许多人之所以跟随自都辞掉了，早已退隐山林。
宋神宗无法召回王安石，也无法抵挡住死神，只好无可奈何地慨叹：“变法实在难！”怀着遗恨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