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诸葛恪两次北伐

东吴诸葛恪两次北伐，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孙吴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尽管为时甚暂，但就其影响而言，是孙吴历史上颇为关键的重要时期。孙权死前，以诸葛恪为幼主孙亮的首席辅政大臣，希望他能稳定内外，延续国祚。恪厉行政治改革，大举北伐，对内想强化自身权力，对外显示声威。但结果却丧师亡身，孙吴统治也由此步入衰亡之途，成为孙吴治乱变迁的转折点。不过，对相关问题，如诸葛恪改革、北伐之动机、影响及失败之深层原因等，以往治孙吴史者，少有深入论述。有鉴于此，本人不揣谫陋，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分析并结合历代史家的评论，对此问题予以专题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诸葛恪主持的内政改革与北伐活动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诸葛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孙权以此赏爱恪，并在政治、军事上用心培养他，给他提高发展的机会，使他成为孙吴侨寓后进之士的杰出人物。

孙权中后期在内政上错误不断，自黄武元年（222年）称吴王、特别是黄龙元年称帝以后，他日渐骄横，一再发动旨在打击儒学士大夫的政治斗争，其中为害最为严重的是赤乌年间他一手导演的“二宫构争”，不仅乘机将陆逊等江东大族代表人物迫害致死，而且又将太子孙和废除，鲁王孙霸处死，引起了统治集团内的激烈纷争。太元元年（251年），孙权病笃，他开始安排人员辅佐年仅九岁的太子孙亮，诸葛恪得任首辅。《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卷六四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愎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在江东儒学大族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侨寓士大夫元老人物相继过世的背景下，诸葛恪成为孙吴政权的中坚力量，为南北人物所共奉。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当今朝臣皆莫及”云云，正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恪长期领兵地方，临朝执政，缺乏名望，权力基础很不牢固。孙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固特“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但孙权一死，辅政集团内部便发生危机。侍中孙弘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诛灭孙弘，保住权位。这使恪深感不安，《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其忧惧之态毕现。其实，对恪之入京辅政，吕岱就深以为忧，《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以致不少人都嘲笑岱无学识，根本不理解他的提醒之意，难怪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但到建业主政后，恪深感局势复杂，难以控制，故生忧惧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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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废除孙权的苛酷弊政。据《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恪已有政治改革之举，“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孙吴上下广泛的社会愿望，深得拥护，故“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据《三国志》卷五九记载，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诸葛恪的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三国志・吴书・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又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确实，恪性格粗疏，先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无奈，竟然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恪之北伐有二次。第一次是建兴元年（252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建二坞，巩固城防，每坞留千人坚守，为北伐做准备。十二月，曹魏派兵七万攻击城坞，想破坏东兴堤防。恪指挥有方，时天寒大雪，围城魏军以吴兵少，不以为意，诸葛恪指挥军队突袭魏军，《三国志》本传载：“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还。”东兴一役，恪可谓大获全胜。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便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如果恪用兵止于此，转而进一步深化内政改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遗憾的是，诸葛恪没有这样做。他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驱略民人”，本欲耀威淮南，但诸将要求退师攻新城，“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曰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至此，第二次北伐徒劳无功，彻底失败了。对于如此巨大的灾难，恪竟不以为意，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企图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徐乃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未死心，“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针对这一情况，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诸葛恪专权便以失败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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