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业手工，技艺成熟

唐朝农业科技方面的成就颇多。唐朝新式农具的出现和推广，首推出现和应用于南方水田的曲辕犁即所谓“江东犁”。晚唐陆龟蒙的《末耜经》，对江东犁的构造和性能上的优点有详细的介绍。江东犁由铁制的犁锋，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馋、策额（额音“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详、犁浆等零部件组成。同原有的犁相比，江东犁重大的改进在于把直辕、长辕改为短辕、曲辕，犁架重量减轻，受力点降低，不仅可减轻扶犁者体力消耗并提高畜力使用效率，而且犁具轻巧灵活，便于操作，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利于保证耕地质量。江东犁的主要结构和性能原理，使它也适用于北方旱作地区。到宋元时期，江东犁已成为我国南北方所普遍使用的耕犁了。

从《末耜经》的记载看，南方水田所使用的主要农具除江东犁外，还有整地用的方耙，可用来破碎犁起的土垡，用耙齿清除杂草和作物残茬。方耙比北方旱作地区整地用的一字形耙和人字形耙要大，人站在耙上不易陷于泥水中，在结构上也更牢固些，可经受较大的阻力，适于水田整地，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在提灌工具方面，被用来在河渠中提水灌田水车（即“翻车”），在唐朝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南方和北方的广大地区。据《旧唐书·文宗本纪》所载，太和二年（828年）闰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郁白槊百姓，以溉水田”。可见，国家对推广水车相当重视。唐朝还有从河渠提水的“筒车”。李毫注释杜甫的诗句“连筒灌小园”，“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流水，高则泻水。”此外，还有用一个水轮带动一个或几个辗轮的水碾。《旧唐书·高力士传》曾记载：“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

江东犁在江南地区的普遍推广，使南方水田的耕作技术相应地有较大的提高。犁具的改进，可使耕翻的宽度与深度保持一致，使耕起的土垡均匀整齐，合于“行必端，履必深”的要求，从而使耕地质量的提高有了保证。同样，方耙等农具的推广，对提高整地的技术也起到了很大的保证作用。在大田作物的品种上，从文献记载来看，以水稻新品种的增加最为突出。在《四时纂要》和唐朝诗歌中所见到的水稻品种，据不完全的统计，有香稻、红莲、黄稻等12种。其中，有9种不见于前代的记载。成熟期较晚的水稻品种的增加和普遍种植，不仅可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也使稻、麦的复种成为可能。稻麦复种制至迟在开元年间已颇为普及，成书于9世纪60年代的樊绰《蛮书》，记载云南“从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在唐朝诗人的某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出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已实行稻麦复种。南方水田栽培技术上的进步，可见于柳宗元散文《龙城录》的零星记载：“余南迁高邮（今江苏高邮），道逢老叟，帅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艺。其言：深耕概（稠）种，时耘时籽。却马牛之践履，去螟媵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这段简短文字，已谈到栽培技术中的深耕、密植和及时除草、施肥、除虫害等田间管理等诸多重要环节。

关于虫害的防治。开元初年蝗虫灾害严重，宰相姚崇力主扑灭，而汴州刺史倪若水等人却表示反对，认为应当用“德化”消除虫灾。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姚崇采取利用蝗虫夜间投火光束掘坑焚埋的办法，终于战胜了蝗灾。《岭表录异》记载了用蚂蚁防除柑橘害虫的“生物防治法”，“岑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电。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南方柑橘若无此蚁，实多蛀，故人竟买之以养柑橘电。”这不仅是我国用其他生物防除虫害的最早记录，也是世界上关于生物防除法用于农业的最早记载。

唐朝关于益虫的认识，可见于对白蜡虫、紫胶虫、五倍子蚜的认识。白蜡虫是寄生在女贞和白蜡树上的一种同翅目、蚧科昆虫。雄虫能分泌白蜡，包围躯体。这种白蜡坚硬、洁白、光滑，熔点高达83摄氏度，是一种重要化工原料。白蜡虫产地遍及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从唐朝贡品中有黄色蜂蜡和白色虫蜡来看，唐朝已知道养白蜡虫和用白蜡。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有关于养虫和制蜡方法的详细记载。紫胶虫亦是同翅目昆虫，寄生于牛肋巴、秧青等200余种树木上，云南、西藏、台湾等地多有出产。紫胶虫的雄虫能分泌紫胶，亦是一种难以替代的重要化工原料。紫胶的记载，始见张勃的《吴录》，自苏敬《新修本草》将其录入药物后，始受人们注意。紫胶古称紫钟，唐人李瑚在《海药本草》中称紫钟“生南海山谷。其树紫赤色，是术中津液成也”。在《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中，进一步指明：“紫铺树，出真腊国，蚁运上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认识到紫胶的生成与蚁有关。

在园艺业方面，唐朝从边疆和国外引进了一批新的蔬菜和果树品种，如蔬菜类的莴苣、菠菜、浑提葱、西瓜等。食用菌的培养方法，《四时纂要·三月》可谓是最早的文献记录：“种菌子，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又法：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本自构木，食之不损人。构又名楮。”除对食用菌的生长条件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外，所谓“有小菌子，仰杷推之”，实为帮助菌种扩散，是菌类培养技术的重大成就。关于利用地热资源进行蔬菜栽培，可见于《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庆善石门温泉汤等监，每临监一人，凡近汤所润瓜蔬，先时而熟者，咀荐陵庙。”唐朝诗人王建《官阐》中的“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诗句，表明利用地热资源促成蔬菜瓜果早熟已大见成效。

在果树栽培方面，从边疆和国外引进的果树品种有产于西亚和北非的波斯枣、海棕、枣椰、扁桃（巴旦杏）、菠萝蜜、木菠萝、油橄榄等。国内新驯化的猕猴桃，此时亦流传到海外。《四时纂要·正月》曾记载果树嫁接技术上的进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粟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指出种子形态结构相近似的果树，嫁接后易于成活。《四时纂要》中的“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者，皆可接，谓之树砧”，表盟在果树嫁接技术上已有长足的进步。唐朝在果树栽培技术上的进步，还表现在柑橘栽培地区向北的推进、根据果树是否冬眠来确定是冬季移栽或春季移栽，葡萄扦插法繁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