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盛行，诗歌大成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形成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频繁和国力强盛。与此相联系的是，唐朝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因而各种宗教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盛极一时，宗教活动空前活跃，一派发达景象。从外国传入内地的各种宗教，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与发展。唐朝宗教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道德、音乐、美术、建筑、雕刻、科技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从唐太宗到唐武宗，唐王朝都坚持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即或是偏重佛教的武则天，也认为三教任务相同，令人撰写《三教珠英》。朝廷大典时，往往令三教代表人物上殿宣讲各自的经典。唐朝实行三教并存、多教共存政策，使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由于唐王朝实行三教并奖政策，三教之间的融合成了三教关系中的主流。就佛教而言，唐朝的佛教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品格。在佛教的诸多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尤其是禅宗，完全是中国独创的新宗派，受儒道两家影响最深。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就道教而言，唐初的清净无为学派如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其学说皆援佛人道，轻炼丹符篆，重清修养神。王玄览吸取佛教三世皆空和万法唯新学说，以灭绝“知见”为得道。司马承祯主张人与道一体，应静心修道，从而达到彼我两忘，恰如涅槊之境。甚至佛教的报应说、轮回说与天堂地狱说，都逐渐被道教不同程度地吸取。
就儒学而言，虽有如傅奕、韩愈那样的反佛儒者，但更多的儒者是爱好佛法，认为佛儒相通，可以互补。有唐一代，喜爱佛法的儒家学者不胜枚举。在唐朝三教合流的社会气氛中，士大夫阶层人士三教兼习或二教兼习已成为一种风气，热衷与僧、道交游；同时，僧人、道士结交儒者、朝廷官吏，熟悉儒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当时的诸多宰相、大臣，同僧人道士交往密切；僧人习儒家典籍者，如浩初“通《易》、《沧语》”，元嵩“资其儒，故不敢忘孝；迹其高，故为释”。总之，儒佛道三教在唐朝的共处，已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所接受，成为多数人多元信仰精神生活的一大特色。
佛教文化本身就是唐朝文化的一颗明星，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佛教文化在唐朝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佛教活动的社会化和世俗化，使佛教教义和礼仪渗入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成为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法会有常例和不定期两类，常例法会有佛生日、成道会、涅巢会、讲会、孟兰盆会、天子诞辰、国忌等。不定期法会包括佛牙供养法会、斋会、八关斋会、讲经法会等。法会所举行的佛教仪式内容和礼仪颇多，有诵经歌咏，举行法会时所吸引的群众很多，场面很大。
佛教对唐朝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在于盛唐诗歌中深浸着佛教的脱俗和超逸精神。所谓以禅人诗、以诗述禅的样言诗，在盛唐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平生信佛的王维，其诗以表现禅宗情趣见长，后世有“诗佛”的雅称。他的《鹿柴》写空山人语、林景青葺，把空山人寂的情景和世界寂灭无常联系在一起。王维的《一住寒山万事休》诗，更是饱含禅宗机锋的禅言诗。佛教对唐朝文学的又重要影响，是以讲述佛经故事为主的“变文”，其说唱形式的保留和说唱内容向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转化，即由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化，在唐朝出现了《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这又为后世开创了几语文学和白话小说的先河。
佛教对唐朝绘画的影响，在于涌现出一批佛画大师。唐朝的画圣吴道子，便是着名的佛画大师。他曾在长安、洛阳：京作佛、道壁画300余间房屋，树立了一代新的画风。着名的诗人王维，又是着名的画家。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风洒脱超然，淡泊高远，独具风格。佛教绘画为唐朝绘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佛教对唐朝雕塑的影响，首先见于佛像的雕塑上。敦煌石窟中的释迦涅槊雕像，清瘦羸弱，目中古有无限的慈悲与智慧。石窟中的大力金刚彩塑，尽得阳刚之美的健美造形。壁画中的飞天仙女，更是栩栩如生。今日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中，聚集了诸多雕塑彩绘，是唐朝佛像雕塑彩绘精品的荟萃之处。
不仅如此，道教文化作为唐文化的内容之一，对唐文化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道教中的一些理论，与中医学和中药学有一定的联系，孙思邈本人便是道士兼医学家。至于道教中的炼丹术对化学知识的积累、火药的发明、金属的冶炼，均在不同程度上起过推动的作用。道教注意炼气炼神，包含有气功的合理内容，对养生之道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据《唐书》记载，孙思邈102岁，道士叶法善享年107岁。唐朝的一些清修无为派道士，多为哲学家，他们的论着是唐朝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对唐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之一，在于道教中的一些仙话，在唐朝形成民间故事，又形成民间文学。例如唐与五代的道士钟离权、吕洞宾、张果等人被后人艺术化，到宋代形成了“八仙”的民间传说，从中派生出不少文艺作品。唐朝的一些志怪传奇，如《柳毅传》、《南柯太守》、《枕中记》、《游仙窟》等，其中渗透着某些道教意识。这些作品，后来又演变成戏曲。道教故事中的仙人与仙境，对发扬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手法有所贡献。道教对唐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之二，在于唐朝的一些诗词以咏神仙事迹为题材，或借助神仙故事进行艺木构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信道教，写了不少歌咏神仙的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他本人也被称为诗仙。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写有一些游仙类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部分，也是借助于道教的想像力完成的。在绘画方面，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阎立本的《十二真君像》，都是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绘画名作。
盛唐诗歌是唐朝诗歌的辉煌时代，在文学史上被誉为“盛唐气象”、“盛唐之音”，是开元盛世文化昌盛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盛唐诗坛上的诗人，依其生活经历、作品题材和艺术风格，可分为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