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为什么自刎？
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世宗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幼年家境平平，七岁丧母，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自己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却都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实在“无以消岁月”。
虽然李贽天生一副“反骨”，天生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反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科举入仕。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贽考入泉州府学。三十一年（1552）中举，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三年之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从此以后，他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从共城县教谕直到姚安知府。终因不忍“含垢忍耻，游戏仕路”，而于万历八年（1580）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不久迁居麻城龙湖，开始了后半生的读书、着述和讲学生活。
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人称“王学”或“心学”）特别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派流衍出许多流派。据《明儒学案》记载，当时有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在各个流派中，有的是恪守师说，如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江右王门”；有的对王学思想加以发展，甚至走向王学的反面，如以颜山农、梁汝元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也有接受王学影响，最终自立门派的，如王艮的“泰州学派”，梁汝元、罗汝芳等人也是“泰州学派”的后学。
李贽在中年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接受王畿、罗汝芳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曾潜心研究佛学，受到禅宗观点的影响。但是，他的秉性、教养，尤其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反对假道学，批判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并阐述自己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启蒙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退出官场定居龙湖后，他“闭门下键，日以读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寻找批判假道学及传统思想的锐利武器，终于写出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着作。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以“异端之尤”视之，而李贽本人也以“异端”自居，并且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①为了表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他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着名的离经叛道的着作。
《焚书》和《续焚书》，是李贽和当时的道学先生们的论战集。《焚书》“将《论》、《孟》逐节发明”，也就是说，要将《论语》和《孟子》二书中的疵谬逐一加以揭发。自汉尊儒术至宋朱熹注四书，《论语》和《孟子》在一般学子心目中不啻圣物，何人动得！李贽此举确是使奉孔孟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如祖坟被掘。李贽也深知自己的书中多“忿激话，不比寻常套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②，所以起名为《焚书》。
《藏书》是李贽对自战国至元朝灭亡期间八百多年重要历史人物作重新评价的历史着作，《续藏书》则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他在这两部着作中大作翻案文章，觉得历来为封建卫道士们称颂膜拜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现在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因见解“与世不相入”，所以只能“藏之后世”，故而取名为《藏书》。
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则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却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遂可以定本行赏罚哉？”③他痛斥盲目地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忠臣及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语》、《孟子》亦不过是孔孟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至论”。
理学家们整天喋喋不休，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为“理”乃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④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禅一样，他主张应该去空洞之理，复人之本欲，使人成为“童心”再现的“真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⑤。
李贽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二十余年官场经历使他对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认识得很透彻。他指斥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首儒雅，行若猪狗”，嘲笑他们是一群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除了因循守旧、打拱作揖，别无所能。
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点，李贽也颇有不少惊世骇俗之论。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卫道士说卓文君是“淫奔”，他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史学家说武则天是篡夺大权，他激赏武氏以女流而治天下，是了不起的女强人；统治者视百姓因无奈铤而走险是“大逆不道”，他却说官府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传统的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永远是女人，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⑥
在禁锢深重的封建时代晚期，李贽的呐喊给思想界带来一线光明。同时，他公然的离经叛道也使理学家们恼羞成怒，使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围攻李贽，对他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说他“狂诞不经，大逆不道”，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万历三十六年（1602），皇帝亲颁圣旨，缉拿李贽治罪，七十六岁高龄的李贽愤而以剃刀切喉自尽，结束了他的一生。
李贽死后，他的“异端”思想仍为统治者所畏惧。从明到清，统治者们总是设法禁毁他的着作。值得庆幸的是，李贽死后，其“名益重，而书亦传”，这大约是统治者和理学家始料未及的。
注释
①《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②《焚书·自序》。
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焚书·答邓石阳书》。
⑤《焚书·童心说》。
⑥《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