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杀马谡前，马谡其实做了件很丢人的事，许多人都不知道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在大力发展蜀汉经济三年后，决定出师北伐。“三年春，南中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六年，出祁山。”诸葛亮先与李严联手，离间上庸的孟达，司马懿急行军八日抵达上庸城下，于是，诸葛亮将当时曹魏西陲的主要人物之一司马懿给晃开了。随后，诸葛亮又命赵云和邓芝为疑军，出兵箕谷，引诱曹魏西陲另一位主要人物，曹真，曹真不出所料而上当。“诸葛亮扬声由斜谷取道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在晃开了两位主要对手后，诸葛亮亲提大军出祁山，取道陇右平原，挥师东向，直取长安。
诸葛亮拿下陇右三郡后，将粮草屯于西城。此时，蜀军在前线的唯一桥头堡，就是街亭。街亭身后的曹魏领土中有一段很长距离都无据点可守，因此，如果街亭失守，蜀军粮草就会直接暴露在魏郡面前，而粮草撤离又非朝夕之事，同时，诸葛亮大军因无点可拒不得不退回祁山，刚刚夺下的三郡也会再次丢失，这样，第一次北伐就会前功尽弃——这就是街亭重要的原因。
第一次北伐极其关键，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完成目标，就会再而衰，三而竭。然而，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丞相，在这极其关键的战役里，却敢于力排众议，破格提拔马谡。“诸葛亮军出祁山，时有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诸葛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虽然刘备曾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如果看看马谡后来的表现，就能理解诸葛亮了。
诸葛亮南征前，主要目标是消灭南中的有生力量，打服南中蛮族。但马谡却认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站为下”，由于马谡的十六字建议，诸葛亮才改变了他南征的主要目的，由攻城拔寨改为使人心服，因此才能“终诸葛亮之世，南人不敢复反。”马谡的确有大才，只是他的才能主要在治国，而非用兵上。
马谡在街亭败给张郃后，绝大多数史料的记载是诸葛亮即斩马谡。例如，《马谡传》载“马谡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张郃所破，士卒离散。诸葛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亮遂斩谡。”《诸葛亮传》载“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马谡以谢众。”《王平传》载“诸葛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林、李盛。”但仔细考察史料后发现，其实从马谡兵败到被诸葛亮斩首之间，还发生过两件事：马谡曾被关押在牢狱中，并且有可能是死在牢中的；马谡曾经逃跑过。
《蜀志》记载说“马谡下狱物故，诸葛亮为之流涕”。所谓“物故”，就是死亡。按《蜀志》记载，则马谡是死在监狱中的，并非如通常认为的斩首示众。《三国志·向朗传》记载“五年，向朗随诸葛亮入汉中。向朗素与马谡善，马谡逃亡，向朗知情不举，诸葛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这处记载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马谡在街亭战败后，并不是主动归罪，而是选择了逃亡——这与我们通常的历史认知和对马谡正面的人物评价，都大相径庭。
马谡逃亡这件事，记载比较简略，但也能管中窥豹。首先，马谡的逃亡一定是发生在街亭战败之后的，这点不言而喻。第二，马谡和诸葛亮关系极好，《襄阳记》记载说“马谡临终与诸葛亮书曰‘明公视马谡犹子，马谡视明公犹父，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马谡虽死无恨于黄土也’，诸葛亮亲自临祭”，所以马谡有可能考虑到了私交这一因素，从而敢于归罪，只是他没想到诸葛亮会杀他。第三，马谡逃亡后，应该不太可能自首，否则最初也不会逃亡，所以，马谡很可能是被捉拿回来的。第四，马谡的逃亡，绝不是兵败而逃，而是畏罪而逃，“向朗知情不举，诸葛亮恨之”就是明证。但这里有一处疑点：虽然可以明确马谡是在战败后逃亡的，但他是在战败后立即逃亡，还是在回到蜀军阵营后，得知要被处死才选择的逃亡？之所以有这处疑惑，是因为向朗。
向朗是位文臣，初随刘备时，为梓潼令，也就是梓潼县县令，后来又升迁为什方县县令。至于接下来的司盐校尉（管理蜀汉食盐），丞相府长史等官，都是文职。建兴五年，他随诸葛亮入汉中，参与了第一次北伐，但一定也是以文官身份参与的，并不会率军作战，也不会参与战斗。可按《襄阳记》记载看，是向朗故意隐瞒马谡逃亡一事的，可是如果他都没有和马谡一起参加街亭会战，怎么会知道马谡逃亡了，又如何隐瞒这些呢？从这个角度看，有可能是马谡回到蜀军大营后，才畏罪潜逃的，向朗又包庇了马谡。
如果这一推论为真，那马谡的人物形象和对他的历史评价，自然要改变。因为他从一名败军之将，瞬间变为了畏罪潜逃的将领。将领战败是兵家常事，即便不能免死，也是战场指挥错误，与人格无关。我们不能奢求所有人都如庞德一般，在临大节之时依然能不失节，但马谡的确不是一个敢于直面错误和死亡的勇士，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谡逃亡一事中，将军向朗也难逃其咎。向朗因和马谡关系好而知情不举，是典型的以私废公，因小失大。诸葛亮直接免其官，可见愤恨之切。实际上，向朗在史书中也不以有德见长，陈寿说他“涉猎文学，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即向朗的才干主要在为学和治理，而不在品德，因此他和李严有些像。
马谡畏罪潜逃一事，由于明确记载于《三国志》，所以非常值得重视。裴松之做注时，对这条史料没有注疏，可能是他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资料。但无论如何，由于史料记载之简洁，许多历史内幕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严格按照史料记载的事迹去评价，否则容易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