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不出兵去剿灭蒙古，而是一味地修长城来做消极防御？
但仁宣以后，伴随国力下降与防线内缩，边墙遂成为明朝、蒙古政权边界。在此之外，明朝尚设置界碑、边墩，将之定位为“军事边疆”，以作为边界防御之缓冲。
但在明后期，伴随蒙古对明朝威胁加剧，明朝已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边墙以外的控制功能。
因此徐达在山海关所修墙体，自然远非边界。景泰年间，提督山海等关右副都卫御史李宾奏：
洪武初魏国公徐达守御永平山海等处，筑御贼长城三十余里，及喜峰等关口俱修筑坚完，贼至不能进入。
这表明长城只是“内边”。嘉靖年间，阁臣严嵩在回答世宗边墙起于何时之问询时，认为太祖：
乃命徐达起古北口至山海关，增修关隘，以为内边。
永乐时期关外形成了关隘、屯堡、烟墩、山墙、墙壕相互结合的完整长城和防御体系，是明朝长城防御体系最早形成之地。但关外山墙、墙壕此时皆处于明朝外层防线之内，因此，时人尚不称之为“边墙”。
这种没有边界只有边疆的局面在仁宣以后逐渐被打破与改变。这一时期，明朝在财政压力之下，逐渐实行收缩边疆政策，其中尤以北部边疆最为明显。
原先处于明朝、蒙古中间地带，并无明确统属关系，却实际由明朝控制的地区，开始由于明朝北疆防线的内徙，蒙古相应的南下，而渐转由蒙古控制，从而与明朝固定统治地区接壤而邻。
原先处于中间地带缓冲、屏障之下的近边地区，便作为明朝固定统治地区的边界地区，逐渐凸显出来。
明前期撤离阴山边疆之后，蒙古势力很快便进入这一地区。宣德六年（1431），蒙古草原再次发生 鞑靼阿鲁台与瓦剌脱欢的战争，结果阿鲁台战败。与之前草原争雄战败者仍居于漠北不 同，此次鞑靼直接南下漠南。
伴随鞑靼进入广大阴山边疆，与明朝形成边疆对峙态势，宣德时期边界意识已逐渐凸显，永乐、宣德时期，明朝在宣府、大同修建了墙垣，原来并非居于最外层之墙垣，亦由于防线内徙，而在事实上成为明朝、鞑靼之间的政治边界，从 “边防之墙”转变为“边界之墙”。
英宗年幼即位，明朝在“三杨”文官内阁主政之下，更是坚定了收缩边疆政策，放弃交阯便是明显例证。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边界意识明确凸显出来，长城遂被视作明朝边界的标志，相应被称作“边墙”。虽然此时明朝尚派军队轮戍开平，但已将之视为与蒙古之间的中间地带，不再属于明朝正式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