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要抄曹府，曹府犯了什么罪？

曹雪芹一本《红楼梦》写下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现流行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曹雪芹是以曹家为题材写下《红楼梦》，另一种认为曹雪芹以另外一个家族为题材。不管怎样，都不影响曹家兴衰的历史研究。

曹雪芹的五世祖名叫曹锡远，是明朝万历末期的沈阳官员，官拜沈阳中卫指挥史。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曹锡远被俘虏为奴，按照满人包衣制度，他被编入正白旗家奴，是曹家由明入满的第一人。曹锡远与妻子张氏育有一子，名叫曹振彦，按照满洲包衣制度，一人为奴，其子子孙孙皆为奴，所以曹振彦也成为正白旗包衣。天聪八年（1634），曹振彦在正白旗固山贝勒多尔衮身边立功，成为其属下的汉人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后随着多尔衮入关作战，于山海关前与李自成作战再立军功。清朝建立之后，曹振彦带着儿子曹玺参与南征剿灭南明弘光政权，又随多尔衮平定姜瓖叛乱，累功除武从文，拜留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后一路升迁至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品阶从三品。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病逝，顺治帝夺其封号，将正白旗收归皇帝统领，这就将原有正白旗纳入上三旗，曹家由贝勒包衣变为皇帝家奴。清朝的官僚系统分为两部分，一是文武百官、各部院组成的国家行政体系；二是由皇帝掌管上三旗组成的内务府，即皇帝私人官僚体系。曹家便是由此进入内务府体系，据《内务府满文奏销档》记载，曹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正白旗虽有都统，但已不得干涉内务府的人员管理，也就是说曹家直属内务府管辖，与正白旗都统不再有隶属关系，规格要比普通汉族包衣高很多。

曹家在曹振彦之子曹玺这一代，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清朝规定皇子的乳母需要在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中选择，曹玺的妻子孙氏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奶妈。凭这层关系，曹玺当上了内务府工部尚书，又在康熙二年（1662）首任江宁织造郎中，开启曹家58年的“大观园”生活。曹玺的妻子孙氏被康熙帝封了诰命，儿子曹寅十六岁就入了宫，做了康熙帝的銮仪卫。曹玺在江宁织造任上病逝以后，该职位空缺数年，先由曹寅协办，后由曹寅正式接班，成为第二任郎中。这个曹寅幼年陪伴康熙帝长大，成年后站在皇帝身边当差，二人同喝一口奶长大，关系相当亲近，所以江宁织造非曹寅不能担当，那么这个江宁织造到底是什么机构，又有什么职责呢？

明面上：皇家御用造衣机构

江宁织造由明朝延续而来，由国家拨款，负责采购丝织原料、招收匠人、织造皇家所用衣物绸缎，具备经营权，所得收入上交内帑。在清朝，江宁织造属于内务府派出机构，皇家御用造衣、内帑收入来源的重要部门，由于地位尊贵，于地方仅次于两江总督。据载，江宁织造规模最大时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是一个相当肥的差事。康熙皇帝将江宁织造交给曹寅，是对曹寅十足的信任，可以通过该机构为其敛财，在这一点上，与乾隆帝重用和珅有点相似。

暗地里：监察江南官民、统战遗民思想

康熙帝执政期间，江南地区并不安稳，这里是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由于满清入关以后的民族同化政策操之过急，致使南方众多精英人才选择归隐，并不愿意出仕为清朝效力。更有甚者，他们暗中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加之“明朱三太子”——定王朱慈焕一直传闻流落江南，康熙帝需要利用江宁织造为幌子，暗地查访江南遗民的动态，并监察两江区域的官员动向。曹寅为何适合这个人选呢，首先是皇帝信得过他，其次是他具有良好的遗民基础，他的族舅顾景星是明末著名文人，在南方遗民中颇有影响力，曹寅通过族舅的人脉结识了众多明朝精英遗民，这对于思想统战工作很有帮助。所以曹寅与其父亲一样，不仅仅是皇家采办衣物的专员，还是皇帝内帑敛财的理财经理，更是康熙帝安插江南的中央特派员。

“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朱批》

清朝大臣向皇帝上奏分为普通奏折与密奏，普通奏折需要通过礼部通政司上呈皇帝，而密奏则可以直接传至皇帝。曹寅在任期间，康熙特意嘱咐监察一事皆密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密折共计3119件，曹寅与大舅子李喣所上占据619件，可见曹寅干的皆是比较私密的差事。其中“一念和尚”、“朱三太子”的情报皆有记录，康熙四十七年（1708），一念和尚起义失败被抓，又供出朱三太子藏匿地址，导致这一巨患在山东被抓，朱三太子凌迟处死应有曹寅的功劳。曹家在曹寅这一代算是盛极一时，皇帝对其信任无比，又多给予恩惠，以方便其特务活动，康熙一朝红极一时，曹寅也被认为是《红楼梦》里贾政的人物原型。

家道中衰

曹寅为人较为公正，但由于特派员的身份需要大量活动资金，单说笼络遗民，曹寅在府内搭上戏园子，常邀请文人名流入园宴饮，又出资为他们发表书籍，还出钱修《全唐诗》供江南文人学习。这就不得已需要增加收入，清朝初期的官员俸禄并不高，正一品官员年俸为180两，曹寅的俸禄为105两，那么他的活动经费又不能从内帑收入里抽出。故而有学者认为他的创收是以江宁织造为平台，通过操纵生丝价格，低价收购，高价卖给织造机构，以此获得差价；又以朝廷拨给织造机构的款项为资，投资生意获得利润，这两项应该属于暗箱操作。至于康熙帝，他为了方便曹寅的特务活动，先后任命曹寅代管大运河钞关，兼任江淮巡盐御史，睁只眼闭只眼的给予他运河收入、盐税收入。

据学者推算，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命曹寅巡盐御史起，江淮盐政收入为每年55万两，其中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正税，需要上交国库，这部分大概为21万两；其二为杂税，由御史自由支配，这部分大概有34万两。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除去正常开支，曹寅在盐政上大概结余了180万两，这180万两并未作为他用，而是全部花在了康熙帝的南巡中。康熙帝一生六次南巡，有五次都是江宁织造承办，这个经济压力完全落在曹家头上。康熙帝南巡途中的行宫、台棚、牌坊、戏台搭建、皇帝御用食材、特产采购、随从人员的衣食住行皆由曹家安排，最长一次南巡于江南住了百余日。曹寅除了在盐政上加派杂税累积的180万两花干花尽之外，地方官僚士绅捐赠用的一干二净，正税挪用137万两亦无所剩。

“曹寅、李喣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朱批》

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因此上书弹劾曹寅，康熙帝深知此项亏空用于自己南巡，故而帮助他遮掩了过去，只是命曹寅赶紧想法弥补亏空。曹寅为官生涯后期几乎都是在填补这个亏空，直到弥留之际，曹寅还亏空盐税23万两，这便是曹家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曹寅去世之后，其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但不到一年便病逝，后由曹寅继子曹頫顶缺，但曹頫过于年轻，办事不力，故而康熙帝不再过于庇护。到了雍正即位以后，开始整顿康熙朝的弊政，尤其重视贪腐亏空一事。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朝起居注册》

雍正即位一个月便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由怡亲王允祥主持，此后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湖广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督抚级高官纷纷因亏空而被抄家。清朝的抄家大致分为严惩、减等、从宽三种情况，一般来说，严惩者皆因政治罪名较大，如大不敬、僭越规制等，在抄家没收财产以后，获罪者本人及亲属会被发配为奴，或者罚充苦差；而从宽者只是收没家产，直系亲属是免于为奴的。而曹家并没有在雍正元年被抄家，此时的雍正帝深知曹家之亏空是老爷子康熙帝造成的，故而只是令曹家填补亏空。

“因方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永宪录》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底，曹頫被参劾骚扰驿站，雍正才下旨交部严审并革职。在此之后，雍正得到密报，曹頫在离职受审期间竟然秘密转移家财，因此龙颜大怒，次年正月才下旨抄家。结果曹家根本抄不出家财，反而抄出千金当票，说明曹家为了补康熙爷南巡的亏空，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曹頫被抄家后获得的罪行是“枷号”，也就是戴枷示众，曹家无一人发配为奴，由此可见，曹家并不存在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曹家应该没有参与夺嫡之争。反而是苏州织造李喣家被抄没之后，除了妻儿，一家120余口发配为奴，在江苏人市上进行拍卖，但由于李喣家口多为旗人，故而无人敢买，最终这120余口被拉往京城变卖。而究其原因，可能是李喣曾帮助八皇子胤禩买过侍女，因此被定为八爷奸党，70多岁的李喣被发配到打牲乌拉，两年后饥寒而死。

综上，若问曹家所犯何罪，那就是犯了与康熙帝“狼狈为奸”的罪，曹寅在江南官僚、士绅以及遗民之间的官声不错，他在特务监察期间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选择性密奏，为人较为正直。无奈遇到康熙帝的挥霍，为了维护皇帝节俭，不以国库资金满足私欲，从而成为皇帝内帑的敛财帮凶，亦成为康熙帝南巡资金缺口的背锅侠。所以说曹家成也康熙帝，败也康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