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中有“公田”、“私田”之分，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应该一直都有“井田制”这个概念。
历史教材中关于“井田制”的介绍，我们那时候学的是：把田地按照“井”字划分成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农民各自耕种属于自己的私田的同时，要轮流去耕种“公田”……这便是周王朝建立之后关于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划时代的变革。
如果，到现在，相关“普教”的历史教科书里，还是这么样去介绍“井田制”，就想说，编教材的应该被“吊起来打”，俗称“吊打”。
太误人子弟了！
知道、明白，不妨教教孩子们。
不知道、没整明白，就别教了。
作为非专业人士，不敢说“井田制”决然就不是上述那番意思，但可以很肯定地说，“井田制”所指，绝不止是那样的。
（一）“井”字分田最多只是“理想化模型”
首先，八块围一块的格局，它就根本不是个“井”字。如果是，周边八块的边界在哪儿？总不能无限延伸吧。真要是形容八块围一块，得是把“回”字中间的“口”四下拉通的图样。
仅从这个角度讲，把“井田制”说成八块围一块，就不严谨！
好吧，不严谨就不严谨吧，假设，就是“井”字那样，周边八块的边界虚拟，也还不能就说那就是“井田制”。
即便是生产力不知发达了多少倍的今天，在我国近乎一半的“可耕”区域，想要弄出如同“井”字型那么规则的八块围一块的格局，也恐怕不容易。真咱们要能有那么多可以规则几何划分的耕地，早不是到今天还要首先解决粮食问题了。
事实上，我国农业所及相当多的地区，由于地形地貌、灌溉运输等原因，耕地的形状，都难以达成“井”字或“田”字式的“规则”。在“井田制”诞生、发展、较广泛贯行的周王朝早期（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能够或说“可能”比较规则划分的田地，仅“部分适合”今关中平原和豫中平原，亦即西周王朝“王廷”直接控制的部分地方。
周王朝发祥于今陕西省宝鸡一带史称“岐下”（岐山以下）“周原”的地方。周王朝的统治者和“本族民隶”，在那个相对狭小的地域，经营了至少七八十年；期间，他们形成了当时（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后期～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比较先进的农耕生产体系。推翻商朝、成为“天下共主”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那一套，推行到了“全天下”。
所谓“全天下”，所指的地域范围，充其量不过是西起甘陕交界、东至沿海、北起阴山南麓、南至长江沿岸这么个大小。饶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很多地方，也无法实现将耕地几何规则划分。因此，纵使“井田制”真的是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井”字划分，也只是局部的、循着周王朝统治者经验的“理想化模型”。
（二）井田制的关键内涵之一是“井灌溉”
井田制的关键，恐怕不在于“井”的字形，而更是“井”。
井、水井，今天看来，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了，可在三千多年前，却是先进的。
再早，不管什么生产方式，农业、游牧、渔猎，都得“逐水草而居”。具体到农业，想要发展，就须得安置在河流之畔。
原因很简单——农耕需要灌溉。农业部族的定居模式，也需要相对固定的饮用水源。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各个早期文明，都在河畔——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古埃及文明（尼罗河）、古印度文明（恒河）、古中国文明（黄河、辽河、长江）、古罗马文明（台伯河）……离开了河流，便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然而，畔流而生，也必然受制于河流——枯水、洪水、改道……无一不是先民们眼中的灭顶之灾。就算能够承受、变通这样那样的灾难，农业灌溉的角度讲，沿河稼耕，可利用的土地也相对狭窄，极大限制了生产发展和人口扩充。换句话说，想要更大发展，解决不沿河地区可耕地的灌溉，是必由之路。
于是，攫取地下水，就成了热门可选项。深层地、相对固定地攫取地下水，就成了重要的生存课题。
有很靠谱的资料讲，周王朝在其“前身”时期，形成并掌握了相对成熟的掘井技术，从而实现在高出河流地域的较广泛耕种。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权所及的“全天下”遂行以农耕为基础和最主要的生产模式，并传授、推广掘井（包括较深程度的掘井）技术，很快形成“有井即可耕”的局面。由是，可以说，“井田制”的策略，蕴含着掘井灌溉、广开稼耕的意图。按现代话讲，就是“通过推广掘井灌溉而使农业生产在地域上趋向普遍”。
（三）如何理解“公田”与“私田”
井田制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公田”、“私田”之分。
八块私田一块公田，说破天，也只是不那么形象的“比喻”，而不大可能是真正的实情。
周王朝立国的根本法则，贯穿几乎整个中国封建史，是至今仍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全天下”的土地，理论上，都属于“王”（周天子）。
在这样的语境下，“私田”的概念，原则上是不存在的。至少，作为统治者，不会承认涉及“所有权”的“私田”。天下所有土地，都属于天子，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是有偿的、性质上为“租赁”的，诸侯以下各级贵族（大夫、士）及至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民”对土地的“拥有”，也因循相同法则。所谓“公田”、“私田”，更是土地和收入分配的象征化规则，而非简单的土地分割。
举例：周朝最“基层”的贵族，叫做“士”，是有“封邑”的。
上一级贵族，将一片地方封邑给他，他把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治下的自由民耕种，即为被分配土地的自由民的“私田”，余下的则为“公田”。
如果他拥有奴隶，“公田”就会主要由奴隶耕种；如果他没有奴隶或者治下的奴隶数量不足以完成对“公田”的耕种，他有权要求被分配的“私田”的自由民定期、轮番来耕种“公田”。
“公田”的收入，除去必要的劳动成本（包括使得奴隶维持生命和劳动力的“供养”），其余都是他的收入；而自由民们在各自“私田”耕种的收成，他也有权征收一部分。
公田的收入加私田的征收收入，构成他的总收入。而他又是上一级贵族（大夫）的附庸，相当于“宗主”的一块“私田”；故而，他也须按照宗主要求的或与宗主商定的比例或“定数”，从自己的总收入中拿出相应部分上交宗主。
（四）井田制的先进性和深远意义
从“井灌溉”和公田私田两个角度看，井田制的先进性甚至“划时代的先进性”，就似乎好理解多了。
首先是井灌溉。
掘井技术的推广和不断提升，极大促进农耕事业的广泛发展。这个发展，使得我们民族更早期、更稳步地形成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进而成熟为最典型的农业部族。说“我们民族的历程源自一口井”，似显夸张；但井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的确不可小觑。
有井就有生机。有井的地方就有人居。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很多地方的胡同，就跟井有关——“胡同”，据说在蒙语里，就是“井”的意思。虽然，今时，传统的“水井”已不多见，特别在城市里，更几乎绝迹，可“井”的概念，仍牢牢存留在民族化的记忆中——天南地北的我们，都习惯把凹进地面的规则人工通道称为“井”。至少，盖住通道入口的那个东东，我们仍称之为“井盖”。
在井田制被推出并贯彻执行的三千年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都处于比较典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甚至，一千多年后，也就是距今两千年左右时，全球来看，“奴隶制帝国”仍是“板正”的存在。
虽然，按照其实是“舶来”的社会发展理论观，井田制那个时代，也被划进了“奴隶社会”；而其实，井田制中的“私田”，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硬铮铮说明，在那个时代，有大量的对土地拥有一定权利的“自耕农”。能够对土地拥有权利，哪怕只是部分、小部分，都肯定是具有人格的自由民，而不会是奴隶。
有资料讲，西周早期的“成康之治”时期（成王、康王在位期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公元前十世纪前叶，总计约半个世纪）以后，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可耕地，是“以禾赋邑、自耕自食”状态。果真如此的话，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奴隶，作为社会“阶级”，很可能已不占主流；亦即，可以概念性地认为，那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社会发展进程方面，全球来看，呈相当显著的领先。
这种社会发展进程的领先，使得我们有机会在“封建”阶段拥有充分的探索、磨合、成长的时间条件，得以较早构建出具有高度融合力的封建式社会结构，从而凝聚出至今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基于农业生产模式的庞大民族。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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