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者就一定为寇？袁绍：曾经的优点成了缺点，一代英雄沦为了笑谈
在演义中，袁绍是站在“英雄”对立面的消极人物，曹操煮酒论英雄时，就一眼看出了这位当时头号军阀的外强中干：“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而在《三国志》里，曹操的用词倒没这么激烈，只是说：“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袁绍确实败给了曹操；但观其过程，绝对没有上述台词这么轻松写意。很多历史事件的走向，是必然、偶然因素的综合产物；但后人站在“从结果反推过程”的上帝视角，往往会形成“胜者步步聪明、败者愚蠢至极”的观念。
从正史记载来看，曹操、刘备确实是英雄人物，但袁绍也不赖；甚至在前期，袁绍一度是“英雄”这一形象的代言人。
品格高尚的“公族豪侠”
“四世三公”是袁绍的重要身份标签，这也意味着他身居东汉的顶级权贵之列，是标准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这种“官N代”，我们现代人潜意识里会形成“纨绔子弟”的印象，几乎把这一群体视为“朱门酒肉臭、恃强凌弱”的代表；而在腐朽的封建时代，这种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想必更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位、富贵，不惜坏事做绝、残害忠良吧。
但纵观各类史料，前半期的袁绍留下的几乎全是正面形象。虽然四世居三公、势倾天下，但他没有丝毫贵族子弟的习气，反而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而且“士无贵贱，与之抗礼”，即即使出身寒族的士人，也能与他平等争论。
《后汉书》、《英雄记》都称他恪守孝道，在守孝三年传统早已式微的年代，袁绍却为父母“在冢庐六年”；
他为人豪气，喜好行侠仗义，汉末头号人物评论家许劭赞他是“公族豪侠”。东汉末期，宦官专权，朝廷官员则“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政治空前黑暗；侠，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他们锄强扶弱、赈济穷困，在日益不堪的体系之外，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寻求一丝公平的希望。
而袁绍的行为，也引起了当时掌权的十常侍的强烈反感，中常侍赵忠点名将袁绍列为潜在威胁，甚至通过袁隗对其施压。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甚至现实利益受损的风险，“绍终不改”，展现出对宦官这一反动群体绝不妥协的态度。
古往今来，最难得的不是反抗，而是身在既得利益集团中、却能与体系中的顽疾坚决斗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绍这一时期的品格、气概与担当，符合英雄豪杰的一切特质。
不畏强权、奋起抗争的孤胆英雄
汉灵帝驾崩后，袁绍带头推动大将军何进诛杀乱政多年的宦官群体，并且积极策划征召猛将豪杰进京；而在何进中计被杀后，袁绍并没有被吓退，反而果断联合叔父袁隗矫诏发动政变，成了诛杀阉党的实际领袖。
看到袁绍等人如此轻松诛杀宦官，起初他引进董卓等将领这一主张（“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仿佛是一个引狼入室的蠢招。但凡事我们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秩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铲除宦官这一行动，需要赋予其合法性，不然就等同于叛乱；因此，这就需要当时正临朝称制的太后的授权。
而当何太后坚决不同意、宦官越发蠢蠢欲动之际，何进利用职权征召各支军队进京以施加压力，不失为一种务实而有效的办法。后来袁绍等人之所以敢于自行诛杀宦官，实际上是以大将军何进的牺牲为代价：宦官先行谋逆，这才使袁绍等人的行动具备了合法性。
因此，我们与其怪罪何进、袁绍，不如指责违背职业操守、心怀不轨的董卓。
而当阴谋家董卓窃取政变胜利果实后，相比那些在强权面前唯唯诺诺、识时务的“俊杰”们，袁绍更是体现出了他的个人英雄气魄。
面对董卓的强将劲卒，起初袁绍略显畏惧：当鲍信提议先下手为强时，“绍畏卓，不敢发”；但当董卓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改立皇帝之际，对于这种赤裸裸以下犯上、破坏数百年规则的暴行，一众大臣默不作声，只有袁绍旗帜鲜明的反对；面对董卓的武力威胁，之前还“畏卓”的袁绍毫不退让，甚至敢于抽刀与这个嗜血成性的边将针锋相对。
对于当时这一场景，史书称“坐中愕然”，袁绍这种不畏强权、敢于舍弃荣华富贵的举动，在明哲保身成为潜规则的封建官场，显得尤为珍贵，甚至有几分儒家“仁者之勇”的色彩。
孤身逃向冀州的袁绍，在一众名士的极力举荐下，被董卓任命为勃海太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妥协。公元190年，袁绍首发义兵，掀起了反抗董卓的壮举。董卓悍然诛杀京城的袁氏50余口，不仅没有吓住天下人，反而激起了朝野的同仇敌忾。在内外各方的一致反对下，董卓逐渐沦为孤家寡人，获得了他应有的可耻下场。
席卷河北的乱世枭雄，只因一个短板黯然退场
在各股地方军阀并立的阶段，袁绍一度体现出了乱世豪杰的架势。他设计降服韩馥，兵不血刃拿下冀州；起用田丰、审配、许攸、逢纪、荀谌等河北名士为幕僚，麾下人才济济；以步制骑，击败威名赫赫、骑兵强悍的公孙瓒；合纵连横、战略灵活，先后战胜袁术、陶谦、黑山军、黄巾军以及张燕、匈奴屠各部、乌桓等众多势力，最终成长为雄踞冀、青、幽、并四州，威震河北的天下第一军事集团：“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
但谁也没料到的是，最终袁绍却败给了曾经被自己扶持的曹操。他一步步迈向深渊，原因几乎出奇的一致：
错失“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汉献帝流离失所时，沮授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得出了汉室虽衰，但正义性、合法性并未消失的结论，因此建议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袁绍虽然心动，但一来担心将大权拱手让人，二来介意汉献帝不是自己所立，最终听取了郭图等人的意见，将机会让给了曹操。
这次战略失误，使袁绍失去了提升自身势力道德性、正义性、合法性的绝佳时机，坐视曾经处于弱势地位的曹操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对实力居于优势地位的袁绍而言，这一失误并不是毁灭性的。接下来，他还有数次机会凭借绝对力量击败曹操；但在面对多种方案时，他总是选择了被事实证明错误的那一选项。
当屡屡被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恶心时，袁绍曾试图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为由，把汉献帝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也就是处于自己的实力覆盖之下）；对此，曹操自然是反对的，但田丰建议袁绍以此为借口讨伐曹操时，袁绍拒绝；
在曹操东击刘备、短期内相持不下时，田丰建议乘机抄袭其防守虚弱的大本营，袁绍再次否定，史书中给出的理由是“辞以子疾”，这是否仅是一个借口，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曹操摆平刘备、势头如日中天时，袁绍这才想起南下与其硬碰硬。田丰再次进谏，他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得出了依托四州之地，对内恢复生产、勤修农战，对外看准形势联合各路诸侯、对曹操实施远交近攻的战略。客观而言，面对地理位置优越、实力更强的袁绍，身处四战之地、多方迎敌的曹操更需要尽早决战。但袁绍基于自己的判断，再次拒绝了谋士的提议。
官渡之战进行的过程中，袁绍又连续否定沮授、许攸的计策，这一连环的固执己见，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惨败。
因此，对于打烂一手好牌的袁绍，史书中的诊断是“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通俗理解就是过于自信、不听从他人建议。
确实，从善如流，是历史上众多开国皇帝的必备素质之一，比如对张良言听计从的刘邦，信任诸葛亮、庞统、法正等智囊的刘备等等；
但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历史上也不乏那些固执己见、力排众议获得成功的帝王，比如李世民在围攻王世充时，曾面临窦建德十万大举的抄袭；敌众我寡、大多数文武建议消极避战，李世民却固执己见、坚决占据虎牢关迎敌，最终创造了一战灭两强的彪炳战绩。战后他甚至对封德彝戏言：“不用公言，得有今日”。
由此可见，是否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其实并不是个绝对的命题，这跟当事人的出身、教育、经历息息相关；刘邦、刘备出身底层，明白自身的短板，所以能对在某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言听计从；
而袁绍跟李世民类似，出自世代显贵的官宦之家，自小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接触了最顶级的人才，再加上他自身的天资与勤奋，很容易让其具备高人一等的素质；而初期顺风顺水、强势崛起的经历，也进一步坚定了袁绍的自信心，这才让他逐渐“骄心转盛”，对敌我形势产生了巨大误判。
自信是柄双刃剑，身处群雄并起的乱世，若不具备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但这些英雄最终走到什么地步，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看优势，而是视其短板（即我们现代概念中的木桶理论）。当袁绍的自信转化为刚愎自用时，他的衰落就显得不可挽回。
一位曾经呼风唤雨的英雄豪杰，最终沦落为被人嘲弄千年的草包，这一结果其实并不公平。历史的发展进程若只有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种遗憾；人类离不开老谋深算的腹黑政客，但也需要快意恩仇的热血枭雄。历史有必然性，但也有偶然因素，如果官渡之战中许攸没有临阵投敌，也许笑到最后的就变成了袁绍。
成功者说什么都是对的，但发掘失败者身上的经验教训，并对其予以应有的尊重，这样读历史也许更有趣味。
参考文献：《中国通史》，《史记》，《战国策》，《三国演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