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最有血性的儿子，蜀汉灭亡时自杀殉国，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称颂
蜀汉后主刘禅以昏庸无能、窝囊无耻著称，而受其性格影响，他的儿子们也大都碌碌无为，毫无节气可言。不过，有一人却是例外，在国家覆亡之际不肯苟且偷生，最终自杀殉国，行为堪称无比壮烈。此人，便是刘禅第五子刘谌。刘谌之所以自杀，起因还要从蜀汉灭亡说起。
景元四年（263年）秋，曹魏权臣司马昭命大将钟会、邓艾率军分路伐蜀。结果当钟会与蜀汉大将军姜维对峙于剑阁，劳而无功并准备撤军之际，邓艾却率兵偷渡阴平，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袭占江油、绵竹，斩杀负责抵御的蜀军大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随即率领数千魏军进逼成都。
此时，成都城内兵多粮足、城高池深，按照常人的设想，后主刘禅理应选择坚守御敌。况且，此时姜维已率军火速入援，如能在成都沦陷前赶到，击败邓艾、扭转局势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这种设想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不具有可操作性，原因无非有三点：成都城内的兵马皆系老弱病残，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差；名将凋零，无人能够主持大局；蜀中百姓仇恨刘备父子已久，不愿意做战争的“炮灰”。
正因为如此，以光禄大夫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集团，开始在城中散布投降的言论，声称围城魏军皆是万里挑一的精兵，邓艾又是不世出的名将，蜀军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如果趁着魏军进行大规模攻城前投降，那么成都百姓还能保全性命、财产，若执意守城的话，那么等到城破之日，便会遭遇玉石俱焚的下场。这种言论一出，成都城内民心、军心浮动，到处是一片惶惶不可终日的景象。
面对甚嚣尘上的投降论调，此时有大臣提出建议，请求刘禅率众逃往南中，依靠当地的蛮族对抗魏军，以图将来光复蜀中；如果不行，则向东投奔吴国，依托盟友来对抗死敌（“汉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与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刘禅此时已是方寸大乱，便将谯周召来，向他询问这两条计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蜀汉后主刘禅
谯周替刘禅仔细地分析时局，称南中蛮族趋利忘义，毫无忠诚可言，一旦曹魏用金帛、财女引诱他们，必然会对蜀汉反戈相向，若想依靠他们复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吴国虽然是盟友，但势力远弱于曹魏，一旦蜀地失守，那么不久后也会被消灭。如此一来，投降吴国已是受辱之举，若吴国灭亡后再投降曹魏，则是二度受辱，倒不如直接投降曹魏为好。刘禅思虑再三，觉得谯周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放弃抵抗、选择投降。
就在刘禅准备向邓艾投降并献上玉玺时，皇五子北地王刘谌却赶来劝阻，声称城中兵马甚多，而且姜维已经全速赶来救援，若与魏军拼死一战，未尝不会击退敌兵。如果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按照“汉贼不两立”的国策，他们君臣、父子理应自杀殉国，唯此才不会辱没昭烈帝（刘备）一世英名。
刘谌最终自杀殉国
然而刘谌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并没有说动刘禅，后者以“诸王不得干政”为由，命人将儿子轰出去，然后派张飞之子张绍等人为使者，携带降表、玉玺向邓艾投降（“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见《三国志·卷三十三》注引《汉晋春秋》）。
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出城投降，同时又派人晓谕姜维，命他向魏将钟会投降。至此，立国42年的蜀汉正式灭亡。就在刘禅率众投降的当天，刘谌跑到昭烈庙中痛哭拜祭一番，随后先将妻、子杀死，然后自杀，以示他们一家誓死不降的决心（“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见《三国志·卷三十三》）。
成都武侯祠中的刘谌塑像
跟贪生怕死、毫无气节可言的刘禅相比，誓死不降的刘谌真可谓有血性、有骨气，即使在兄弟辈当中，也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正因如此，刘谌自杀殉国后，蜀中百姓因为钦佩他的气节，便将其雕像放入昭烈庙中，与刘备、诸葛亮一起祭祀，千百年来一直如此。时至今日，在成都武侯祠刘备殿中依然留有刘谌木刻雕像，以纪念其自杀殉国、宁死不降的高尚情操。
史料来源：《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