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文官之间的一场内斗
对于唐代中晚期“牛李党争”的分析，《剑桥隋唐中国史》中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它只是政治人物松散的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关系网络。”而这个关系则包括“家族关系、共同的出身、科举或宦途中的师生关系、同僚关系以及单纯的恩仇问题。”可见，发生于唐代中晚期的这场文官内斗本质上属于朋党之间的争斗，而因其朋党之争的性质，则使得当时近乎所有的文官都被卷入其中。
历史上的“牛李党争”肇始于唐宪宗一朝，而其结束则是在唐宣宗时期，持续近四十年之久。恰巧是在这场朋党之争持续的时间里，李唐王朝的国势则呈现出了江河日下的景象。
01党争肇始
元和三年（808年），唐朝发生了著名的“元和制举案”史载，当时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借贤良方正科抨击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即李德裕的父亲。而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先后被贬，李吉甫自这之后不久，也出镇淮南。贤良方正科顾名思义，其为自汉代以来便有的一种选拔官员的方式，即让官职较小的文官，通过这种方式发表意见，以此在中间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
可见，贤良方正科一直以来都是唐朝选拔有才干官员的方式。但就是这种方式，却引起了当时宰相李吉甫与下层官员包括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之间的对立。而到了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死于淮南任上，自这之后，双方关系愈发恶化却未能形成党争的情况。但到了唐宪宗离世唐穆宗继位之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与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02互相倾轧
历史上唐穆宗、敬宗以及文宗、武宗四朝，实际上为“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的李德裕以及李宗闵皆在朝中为官，时李德裕身在翰林。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一年发生了考场舞弊，当时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通过进士及第。而其得以进士及第中间则有蹊跷，因此，被时任宰相段文昌、翰林李德裕、李绅以及元稹等弹劾，后来复试结果一出，其包括李宗闵女婿在内的多人，实际并不具备登科的能力，至此“牛党”一方的李宗闵遭到贬官。
《旧唐书》的记载则为“李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自此，牛僧孺、李宗闵一方同李德裕一方“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而到了唐穆宗在位末期，李逢吉为使牛僧孺能够入相，于是便贬李德裕出任地方，往日同李德裕一并直言科举舞弊的翰林也悉数遭到贬谪，也就是在这之后，双方之间的博弈愈发白热化。
以至于，到了唐文宗在位的时期，文宗皇帝曾一度引李德裕入京，但却遭到了牛僧孺、李宗闵的排斥。而在文宗一朝，牛僧孺与李宗闵则“凡德裕之党皆逐之。”事后，李德裕虽然短暂复相但因“牛党”作梗，最后只得再次出镇地方。这中间，在唐文宗在位的时期，双方之间争斗波及的人员以及事务愈发广泛，朝臣因此备受牵连。
当然，除却个人恩怨之间的争斗外，双方在时政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争端。如在藩镇问题上，“牛党”与“李党”之间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对河朔藩镇割据的问题，所采取的主要为姑息之策。其便指出“安、史以来，翻覆如此”朝廷应加以安抚，使其能捍卫边患即可。反之，李德裕一方的“李党”则对割据藩镇采取了弹压的策略，如在武宗一朝，李德裕曾力主平定泽潞。可见，双方之间的政见也存在着些许的不同。
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得以由地方入相。其在入相之后，最先做的便是贬黜“牛党”官员，如牛僧孺、李宗闵等，近乎全部遭到远贬。因此，唐武宗在位时期，实际上为“李党”的全盛时期，而李德裕因此也能够施展自身才华，促成会昌一朝的中兴。但到了唐宣宗继位之后，李德裕旋即被贬，牛僧孺被调回朝廷。但就在唐宣宗大中初年，李德裕、牛僧孺以及李宗闵数年间全部亡故，至此“牛李党争”的主要人物近皆离世，“牛李党争”于是也不再见于史册。
03江河日下
现今看“牛李党争”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李党”一方，而通盘反对“牛党”但在实际的历史之中，“李党”的李德裕以及“牛党”的牛僧孺，皆为当时的治世能臣。史载牛僧孺“识量弘度，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而史书对李德裕治理唐朝的评价则是“罔有虚发，实奇才也。”可见，对于“牛李党争”的双方，我们很难凭借个人好恶对其进行评价。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牛李党争”持续近四十年的背后，则是唐朝的进一步衰败。
这是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背后，唐代的藩镇问题、宦官专权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尤其是因为双方政见的不同，使得唐朝在当时很难有持续的国策。并且，因为“牛李党争”近乎波及了当时近乎所有的朝臣，所以使得许多人才无法得到重用或者是遭到贬谪，以至于，仅为校书郎的李商隐也因此屡遭排斥，最终困顿一生。而这场党争在唐宣宗时期虽然结束，但那时的唐朝却也呈现出了江河日下的景象。
参考资料：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李德裕》、《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李宗闵》、《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二·牛僧孺》、《剑桥中国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