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亡了都有大量汉人殉国，大清亡了，为何旗人勋贵殉国仅7个？

大清亡了

许多人都曾听说过，在宋元或明清交替之际为气节而殉国的悲壮故事，无论是文天祥慷慨赴死，大宋官员与百姓崖山赴难，还是史可法英勇就义，百姓誓死不留辫，都体现出中国一直以来都十分流行的节义观。如果中国一直按原有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当大清为下一个反叛者所取代的时候，我想也应该重现“崖山赴难”这样的情形，但现实却是，大清亡了的时候，满清贵族们却选择了一条“精致”的路。

宋元之际的崖山海战，无数将士官员为大宋殉国

一、不堪一击的大清朝

武昌起义的发生十分偶然，而且这次起义并不比之前所发动的十数次起义具有更多的优势，大清虽然折腾变法仅十年之久，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之时，那么为何在武昌起义之后，大清却呼啦啦大厦将倾，在几个月后就宣告灭亡了呢？

官员集团与贵族群体向来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护现有政权最强势的一批人，但就在革命爆发之后，为国殉节自杀者是少之又少，大清朝二品以上满清贵族共有48人，没有一个人为国殉节。这其中包括资政院总裁溥伦、海军大臣载洵、庆亲王奕劻、庄亲王载功以及诸多王公、贝勒，这些大清皇族是核心权力的掌控者，268年大清朝最后的脸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走殉节这条路？

资政院总裁溥伦

身处北京城的贵族们无人殉节，那么远在各地方的封疆大吏中的旗人贵族又是怎么做的呢？在政权鼎革之际，为大清殉节的督抚只有3人，分别是时任闽浙总督松寿、时任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任江西巡抚冯汝骙，而就在这“稀少”的3个人里，为旗人贵族者也仅松寿一人而已。其他旗人督抚也有因革命而死的，例如时任湖广总督端方便被革命党抓住后处死，也勉强算的上是为大清殉难。

除地方最高长官督抚之外，为国殉节的还有5个人，他们是西安将军文瑞、福州将军朴寿、伊犁将军志锐，和广州两任将军孚琦、凤山，其余或被杀或投降。总而言之，在中央与地方高官群体共53人当中，除却冯汝骙与陆中琦两位汉人督抚之外，满族贵族当中选择为大清殉节的也不过仅端方、松寿两位总督与五位将军，仅7人而已。这种情况与大明朝相比可谓是少得可怜，就这一点来看，大清真的是不堪一击。

端方

二、“存活于世”的贵族们

既然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死亡，那么大部分满清贵族又是如何存活于世的？面对大清的覆灭，他们大多默认了旧朝已亡的现实，虽也有一小部分人积极迎合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但大部分人选择隐忍不发。许多人对大清的灭亡不太当回事，照样与往常一样悠哉地生活在北京城，继续过有钱有闲的日子。

例如曾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荣庆，就在日记中说自己“野服间如海上鸥，不谈世事自清修。山中宰相何人识，镇日摊书懒下楼”。这其中既表达自己优哉游哉不问世事的佛系态度，也表达出对自己荣耀生涯的追忆，但无论如何，就是没有对大清王朝的追忆与愤慨。

满洲贵族

还有曾担任过工部尚书的绍英，也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已经答应履行大总统职位的义务，必定会对大清皇室多有优待。他竟将此看做是大清朝200多年国运所遗留下来的福报。总而言之，这批人虽对民国抱有怨言，但总体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多的不满，对王朝更迭采取了佛系的态度。

还有一部分人，并不像绍英他们那样淡然处之，他们在革命之后隐忍不发，伺机东山再起，复辟大清，如善耆、升允等人。他们在大清尚存时便是清末新政当中的强硬推行者，又是少壮派贵族，对大清复辟抱有希望。为此善耆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是亲王当中唯一一个没签字的贵族成员，他此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前往旅顺，在东北多次发起复辟大清的行动。

三、为何如此佛系？

为什么最应该关心大清命运的旗人贵族，在革命后表现得如此“佛系”呢？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许多满清贵族已经产生了一种大清即将灭亡的预感和心理准备。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把此次起义当回事，但当革命党人攻占武汉三镇并且全国各省纷纷相应时，他们意识到光凭大清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外援。

但当列强明确表示不参与这场中国内部的争斗时，许多没有主见的贵族们已经无力解决革命党发动的起义，老牌亲王奕劻，更是在御前会议上直接提出“逊位”的建议。

满洲贵族

第二点原因便是，皇族成员并不打算与大清朝一损俱损，当隆裕太后请求诸位王公大臣拿出家产以抵抗革命党人时，没有几个贵族真的毁家纾难，反而像奕劻等人，忙着将家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以便于在大清灭亡之后能够继续过体面的生活。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很多，这也难怪没几个人为大清殉难。

隆裕太后

文史君说

中国儒家思想当中的节义观传承数千年，这使得历朝历代都涌现出无数毁家纾难、慷慨赴国难的仁人志士，但到大清崩溃之际，在这个思想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却很少有人再为大清殉节。以现代人的角度可以说这是文明的一种“进步”，但以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大清亡得实在是“寒酸”。

参考文献

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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