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有什么关系？
我国的古典名著非常之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但是其中总是有一些比较相似，比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却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不过，因为这两本书中有很多人物都是一致的，所以看来看去会让人对它们有些分不清楚，那么，这两本书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要了解《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的关系，必须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清代小说家、著名评话家石玉昆；另一个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俞樾。
石玉昆别名石振之，号“问竹主人”，人物“石先生”、“石三爷”，大约出生于清代乾隆末期，死于同治十年，石玉昆说书技艺之高超，时人称赞说：“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石玉昆不但书说得好，还能别出心裁、自成机杼，开创出新的题材类型。
石玉昆早期以讲包公案为主，与之同时代的说书艺人总是说，“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但是，随着讲书技艺成熟，创作思维出开始活跃起来了。在后期的说书活动中，石玉昆开始有意无意地把包公审案的故事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开创出了一种公案侠义小说体裁来。
故子弟书《石玉昆》中有说：“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考证大师胡适通过对石玉昆代表作《三侠五义》的考证，结论是：“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石玉昆早年演出，乃是有说有唱的，现存有以《包公案》、《龙图公案》为名的说唱本多种，分藏于北京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等地。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石玉昆后来在《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加入的大量江湖侠义元素，基本上是随编、随演、随说。弟子听得有趣，耳提面命，复述笔录，另成《龙图耳录》。
《龙图耳录》编成后，卷首说得分明：“《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
这“攒出的惊天动地之文”，初名《忠烈侠义传》，后改名《三侠五义》，共一百二十回，于光绪五年由北京聚珍堂出版。
《三侠五义》前六十回，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河南陈州大旱，包拯奉命到陈州放粮，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的故事。后六十回，写众侠客义士协助大学士颜查散剪除襄阳王、诛强锄暴的故事。
《三侠五义》书中出现的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武功技击，以及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人皮面具等江湖勾当，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影响巨大，被称为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清末学者俞樾在苏州读到《三侠五义》，大加赞赏，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但他认为“惟其第一回，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余因为别撰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
另外，又认为原书中的三侠为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和丁兆蕙兄弟，其实是四位，于是又增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称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
俞樾的改本并未得到内行人的认可。以鲁迅为例。
鲁迅称《三侠五义》“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对于俞樾的改本，他于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信胡适说：“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
对于鲁迅的提议，胡适完全赞同。1925年，亚东图书馆听从了胡适的建议，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在“序”中补充说明：“《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
不过，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应该了解，从故事情节来说，《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的差异，也只有第一回不同而已。至于文字上有些加工润色之处，自然是俞樾的改本要雅致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