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城邦

中国古代历史与古希腊历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君主世袭制，从大禹开始就是“家天下”。国家是依靠着血缘为就带的宗法系统维系着，同时还有着非常复杂，用于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先秦时期的国体是分封制，分为内服和外服两个方面。内服是由天子直接管辖的，外服则是将国家分封给了诸侯，诸侯也是世袭制的，在属于自己的领土上有着很大的独立自主权。

古希腊则是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样式。古希腊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含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意大利南部地区。公元前8世纪进入城邦时期，到前4世纪是邦文明全盛时期。古希腊文明最多有数百个城邦，各城邦各自为政，互相独立。

柏拉图将古希腊城邦有五种政治形态，民主制、贵族制、僭主制、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代表有雅典。城邦权力归全体公民。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而出。后来又有公民大会选举出的五百人大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贵族制城邦国家由贵族集体领导，但是贵族受公民大会的制约。例如斯巴达，斯巴达的统治者由两个家族产生，但是形式上受人民大会监督。国家还有长老会议和监察官限制王权，长老会成员和监察官也是由贵族出任的。

僭主制则是原先的民主制国家中，军政领导人不经公民大会授权或其他的合法程序而僭取国家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并不算一种政体，而是一种非正常的国家状态。

上图_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王国国王

古希腊也有君主制城邦，后来统一希腊、称霸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一个马其顿的君主。

除了君主制城邦之外，其他四种制度都可以称为共和制。古希腊的共和制城邦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滥觞。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形成这种共和制城邦呢？中西为何走上两条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呢？

1、源头：原始社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追根溯源，从古希腊共和制的起源开始考察。古希腊的共和制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民主。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私有制还没有产生。部落里人人平等，存在着天然的民主土壤。部落的首领也是由部落成员推选而出。

这一点中外没有什么差异。中国古籍中流传着上古时期唐尧虞舜退位让国的故事，就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里民主制度留在传说中的印记。

2、分化：经济基础

但是在原始社会结束后，中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有了私有制，就有了两极分化，原始的公有制社会就走向了解体。

在中国，部落的首领凭借着杰出的才华、崇高的人望和赫赫功劳获取了对整个部落公社的控制权。公社的公地名义上还是公地，但实际上成了首领的私产。即马克思所说的，以土地“公有”或“国有”为表象的“国王和官僚所有制”。部落共同体中，作为单个的人没有了土地，而部落共同体的领袖拥有了全部的土地。“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其他人是无土地者，亚当斯密说“财富就是权力”，没有土地，没有财富，也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普通的部落成员成为了国王的臣仆，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在古希腊，情况则有所不同，古希腊在原始社会后期，公社的土地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有地，给公社支配，另外一部分则被分割，每个小块是部落成员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都是私有者。马克思指出，这种公社制度的基础，“即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组成，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部落里，人人都是私有者，大家钱财差不多，故而谁也不服于谁，没有中国那种统揽一切的超级英雄，也更没有英雄建立的王国，而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共和制城邦。

中国的生产方式，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方式”，古希腊的方式，则被称为“古典生产方式”，正是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3、两种不同道路的原因

产生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大江大河纵横交错，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适于作物生长。上古先民为发展农业，不惜开展庞大的治水工程，修建巨大的人工灌溉设施。

而对于这样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个人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因此，如马克思所说，在东方社会”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正像单个的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个体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只是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原子。故而就不容易产生西方那种“小私有制”，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集体的发展壮大。

同样地，大的工程要有人协同指挥，统一领导，故而就会产生威望极高的领袖，进而成为国王。大禹治水，之后建立夏朝，形成家天下正是如此。

而古希腊文明位于地中海东部，零零碎碎地洒落在希腊半岛、爱琴海上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边缘延伸到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地区。这些地区多山、没有大平原。群山把狭小的陆地切割成零散的耕地。没有大江大河，土地贫瘠，无法大规模种植粮食。只能沿着山地丘陵种植橄榄和葡萄。

古希腊处于地中海气候，地中海气候夏季干旱少雨，冬季寒冷但雨量充沛。也极不适合农业发展。常常造成粮食歉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贫穷哺育的”，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雅典最好的年景一年粮食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雅典的粮食需求就有198万麦斗。

正是这种贫瘠的，零碎的土地，使得古希腊缺乏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难以发展出规模农业，反倒是发育出了一人一小块地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经济基础无法构成大一统的王国，只能形成小国寡民的城邦.古希腊的城邦，普遍人口只有千人左右，上万的都不多，像斯巴达那样40万人的巨邦更是独一无二。弹丸大小的城市，一点小事，就有沸沸扬扬的议论，所谓“一个变故就足以让原有的平衡造成冲击”，给成员普遍参与政治，形成所谓的民主创造条件。贫乏的农业，迫使希腊人出海谋求生计，发展海洋贸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古希腊人的个人主义思想，进一步地促进“民主城邦”的形成。

综上所述，古希腊和中国的不同政治体制是为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不同生产方式产生的，各有特色，无所谓优劣之分。古希腊的民主城邦，民主范围也仅限于城邦公民，对于奴隶而言也是没有民主的。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者鼓吹希腊模式是文明发展正途，其他文明形式都是“野蛮”、“愚昧”，无非是为他们的侵略扩展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