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什么时候改称为新疆

所谓的“西域”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对西部疆域的泛称，在司马迁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写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而熟悉西域多数是通过《汉书·西域传》中所得到的：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趁其有利之势，将西域纳入自己之管辖范围，并设置僮仆都尉加以管理。

至公元前60年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 ，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这一举措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成为中原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各历代王朝都与西域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至清朝时，这种联系更加频繁。自康熙二十九年 (1690) 乌兰布通之战后，西北边疆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战火不断，最终在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从此天山南北统一，西域又纳入中国版图，乾隆一改历代王朝所沿用的西域为新疆。

从“西域”到“新疆”称谓之改变，并非乾隆一时兴起，也绝非偶然，而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根源。

1、乾隆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成熟

西域自汉朝归附中央，其后受历朝关注，凡有关中原王朝与新疆天山南北的军政管理情况，特意列《西域传》来阐释。

在正史《二十五史》中，诸多涉及到有关“西域”的记载，只是所叙范围之大小、详实罢了，这显然与一国国力之雄厚，有效之政策分不开。

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唐代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并置羁縻府州，明置哈密卫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的窗口。清朝时，这一政治成分愈加浓厚。

首先，清朝在吸取元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早在顺治进中原取代明朝时就宣称：“以中原平定，朕诞登大位，我等与红缨蒙古素为一家，今应一统。”来表明自己代替明朝成为天下共主的事实。

经过康熙、雍正统治之后，到乾隆时期，政治上愈加成熟，而他采用的“严宽相济”治理方略，既是对康熙、雍正执政时期政策的继承，又是对其局部的调整。

其次，这一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加之东北、西南边疆地区经康熙、雍正二朝经营，处于稳定状态，唯独西北问题遗留在了乾隆时期，成为清朝的一块心病。

因此，乾隆时期，在尊其祖训的情况下极力强化权利，“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

可见乾隆在办事用人上，效仿祖先遗诏，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对政策做出调整。“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

可见，当时的乾隆表现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成熟。他高瞻远瞩，将宽和严的行政手段灵活运用，他自己也说“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

后来，戴逸先生对乾隆做出恰当的评价：“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而在他收复天山南北时，因时而宜、与时俱进，改“西域”为“新疆”正是这种严和宽手段的体现。

2、近代国家版图意识的兴起

“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无疑是古人对于版图的理解，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疆域内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以及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性趋势。

中国地理环境整体上呈现统一性，各地区间地理上的区别，并未阻断其相互间的交流，这就使得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及边疆区域与国家统一、版图的大小紧紧联系在一起。

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在逐渐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地域霸权”性质的政治性扩张成为证明国家拥有其领土的武器。

而奠定于清朝时期的中国版图，也同样受到外界强大力量的冲击，在掺杂了西方绘图技术的基础上，中国的制图学逐渐向国际化接轨。

在中国，历代帝王把拥有“天下”、实现“大统一”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康熙时期，模糊的“天下”观有了清晰的轮廓。受外部环境沙俄势力的影响，清王朝对周边疆域的关注上升。

沙俄对清朝边疆的侵扰，促使人口的大幅度流动，清朝控制的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形势。早在康熙时期，伴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以及康熙对西方科技的极大喜好，中俄双方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已涉入到边界测量，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首次签订协议开始了。

西方测量学元素渗透其中，于五十七年 (1718) 绘成《皇舆全览图》。有史记载：“从来舆图地记，统统前后相沿，传闻附会，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我皇上……分命使臣，测量极度……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

显然，这是中国在首测经纬的基础上绘制而成。同时，也实现了由统“面”的边疆观向“线”的边疆观的转变。到乾隆时，西北准噶尔内讧，其中一些部落相继投清。

二十年 (1755) ，清朝抓住时机对西北用兵，并派人对所归附地区进行地理测量。相继有史料记载：三月，“西师报捷……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

五月，顺利取得伊犁，乾隆曰：“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二十一年 (1756) ，清军再次收复伊犁，史曰：“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盛会也。”

可以看出，乾隆遵循康熙时期采用的办法，而《内府舆图》的问世无非是对《皇舆全览图》的补充。由于“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观念的表现物，因此各种现实因素、制图者的空间观、政治观及其与外界坏境的关系等都制约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

因此，康乾绘制的舆图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理念、空间观及世界观。

3、新的管理体制的制定

乾隆在统一天山南北时，将其新的政策注入其中，这就改变了原有“南农北牧”的局面，实现对西域的统一管理，极大的促进西域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乾隆时期“新疆”之词也广泛的用于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诸如：“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贵州安顺与镇宁附近一带和西域等几个地区为新疆”，除了上述地区还有当时的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也被称为“新疆”。

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西域连同四川、云南等省的一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都属于中国的旧疆。清朝时却命名曰“新疆”，这与乾隆收复这些地区并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有密切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顺历史之大潮流，阅世界之大形势，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国理念，改“西域”为“新疆”只是顺势所趋。

他派人测量疆域版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成《内府舆图》，恰恰就是在那一时期表现出的“严”的治国意识。

而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经康熙、雍正后，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局势缓和，唯独西北边疆成为这一时关注的焦点，这种形势之下，统治者的政治意识随之加强，极力将自己应有之物收入囊中，来维护其强大的中原王朝。

而这种自汉唐以来中国固有的领土，改“西域”为“新疆”，以新名代替，无疑是统治者政治意识、加强集权、实现一统、向内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