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历史上的大洪水有哪些？

说起大禹治水，治理黄河的水患选择“三过家门而不入”，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烂熟于心了。其实黄河的水患不仅仅只是大禹时期的问题，而是一直是从古到近代中国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决口的年份多达达543年，总计1590多次，平均四年半一次；大的改道和迁徙约26次，平均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

而我们的另一条大河：长江，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水患，不过破坏有限并不严重，相对黄河水患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在中国古代就有“有河患，无江患”的说法。

只是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长江流域爆发洪灾的频次越来越高，唐代平均18年1次，宋代平均5-6年1次，明清时期平均4年1次，到民国时期已达到平均2年1次，尤其在进入80年代之后，黄河的水患在逐渐减少，长江水患却年年发生，愈演愈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且听小编一一道来。

近些年来长江历史上爆发的特大洪水

1788年长江上中下游均出现大水和水灾，7月23日宜昌洪峰流量8.6万立方米每秒。荆江大堤决口20余处，洪水冲入荆州城内，水深5-6米，两个月后才退去；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和淮河下游里下河地区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圩堤大多溃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6省150余县受灾；

1860年(清咸丰十年)，长江上中游普降暴雨，干流发生特大洪水。屏山、丰都、万县等10余个沿江州县被水围，城垣坍塌，房屋倒塌，人畜大量漂没。此次大水冲开了藕池口，大量洪水涌入洞庭湖，洞庭湖区大部被淹；

1870年(清同治九年)，长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洪水，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游平原湖区约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淹，嘉陵江各河沿岸、重庆至汉口长江沿岸城镇农田普遍遭到淹没，合川、万县、丰都、宜昌等县全城尽成泽国。宜昌以下，圩堤普遍溃决。荆江南岸公安县“大水溃城淹平屋脊”，监利以下荆江北岸堤防多处溃决，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一片汪洋。全国各省189个县受灾；

1931年(民国二十年)，长江各大支流普遍发生洪水，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决口，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被淹，武汉三镇受淹达3个月之久。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占当时人口的1/4，受灾农田973万公顷，占当时耕地面积28%，死亡约40万人，经济损失22.54亿元，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严重的一次大水灾；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洪涝灾害农田面积317余万公顷，受灾人口1888余万，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更对以后几年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998年，长江出现8次洪峰，数千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661亿元人民币。

长江近些年来特大洪水频发的原因

一：人水争地

长江流域虽说降雨量集中、水量充沛而且支流丰富，但即便从汉代开始就有洪灾的记载，破坏力却都不大，这主要是由于自然湖泊拥有非常好的水资源自动调蓄作用：降雨量、支流水量大导致长江水位上升时，江水便进入湖泊，然后长江水位逐步下降，减少了洪涝灾害发生的几率；

而在降雨量小、支流水量小时，长江水位下降，湖泊的水便回流入长江，继续滋养生活在长江边和长江里的各种生物，维持着一种科学的循环和平衡，让人不得不佩服自然的力量。

并且当时长江流域由于地形地貌的影响，人口相对黄河流域来说要少得多，经济发展也要落后于黄河流域，当时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但随着北方战乱频发，国家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向南方聚集，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人口开始激增。

众所周知南方大多是山地丘陵，平原分裂严重，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人地矛盾开始越来越尖锐。为了能够生存并且生活下去，人们需要获取更多耕种作物的耕地、建房的土地，于是“围湖造田”开始成为大力发展农业的主要内容。

从两宋时期开始，围湖造田的活动进入高速扩张和发展阶段，尤其是南宋时期，东南地区被围垦的湖泊多达数十个，鉴湖、太湖、东钱湖、西湖等著名湖泊都曾被围垦，鄱阳湖、洞庭湖等更是重点被围垦的对象；

进入明清以后，围垦活动更为盛行，从1825年到1905年，过度围垦使湖面面积缩小近1500平方公里。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并非没有认识到围湖造田带来的坏处，两宋时期便禁止围湖造田侵占水利；明代万历年间，朝廷一次清出围湖造田数目达80万顷；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开始废田还湖。

但由于人口压力实在太大，在生存和洪水面前，很多人依然毫不犹豫选择了生存，选择继续顶风作案围湖造田；而当地地主豪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经常围湖造田，其力度甚至要远超过民间普通百姓，危害更大。

而朝廷对此也毫无办法，毕竟断人生计激起民变会导致官员乌纱帽不保，倒不如把堤坝修得坚固点来得更加现实。

之后围湖造田并未停止，反而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

长期的围湖造田导致长江流域负责调解洪峰的8大蓄水湖泊面积相比50年代减少了33%，减少面积达到5500平方公里，其中“八百里洞庭”从清中叶的6000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2579平方公里，鄱阳湖面积也从1954年的5160平方公里下降到1997年的3859平方公里。

由于湖泊不断减少，调节作用也不断减小，大量的水没有了去处，只能满出来，从而形成了洪涝灾害。

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随着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人与土地的矛盾也开始不断激化，除了围湖造田，也有人选择向山林索要土地，开始烧山开荒，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坏。

而随着土豆、红薯、玉米等耐寒、耐旱而且适应力强的作物的引入和大规模种植，西南地区原本贫瘠无法耕种的山地也被开发出来，砍伐森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史书记载当时四川盆地的山地出现“水痕条条，只存石骨”的景象。

此外国家进行的各种大型工程也需要大量木材，这些木材主要来自湖广和四川。如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万历皇帝重修三大殿，仅这一年就采木“两万四千六百一十根块”。

清朝初期同样进行着大规模的伐木活动，康熙皇帝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的督抚负责采集木材。

而且朝廷用木是有明确标准的，任何不符合标准的木材都无法采用。为了完成目标，伐木工和监工就必然会多伐木材，而生长量赶不上砍伐量，由此导致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坏。

在失去植被保护后，大量沙土直接裸露在外，一旦下雨就会直接随地表径流流走，然后进入各种支流最后汇入长江，据统计当时每年约有16亿吨泥沙流入长江及其支流。

泥沙在进入中下游蜿蜒曲折的河道后开始不断淤积，抬高河床。

并且森林植被有着非常强大的持水能力，每公顷持水量可达500-2000立方米，可以有效减少汇入河流的水量，减少洪水径流，降低爆发洪水的几率。但这种作用也随着植被的破坏不断削弱，进入长江的水量不断增加。

水土流失导致河道淤积河床抬高，水量又不断增大，加上湖泊调节作用的减弱，最终的结果就是无处可去的水冲破堤坝造成洪涝灾害。在荆州地区便流传一首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三：天灾

实际上每一次洪灾的爆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降水量。一旦降水量超过了植被的持水能力、超过了山塘湖泊的自我调节能力，大量的水无处可去，就会酿成灾难。

就拿1860年的洪灾来说，这一年气候反常，初春多雨，立夏下雪，入夏后大雨连绵不绝，导致江水暴涨最终引发洪灾，《奉节县志》、《归州志》、《兴山县志》等地方县志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东湖县志·天文》记载：“大雨如注，连日夜不绝，江涨骤发，突涌入城。。。”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五、六日，阴雨连绵，江水浩瀚，有涨无退。”

《巴东县志·灾祲》记载：“大雨如注，江水骤涨，民居淹及屋梁，较乾隆时更高六尺。”

当时清朝政府对此记载也基本相同。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的一份文书档案记载：“本年入夏以来，荆、宜两府阴雨连朝，江水日增。五月下旬，大雨如注，川江来源，异常盛涨。。。”

而1931年的洪灾同样也有大暴雨的影子。

在《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这样描述：降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

第二个阶段为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

第三个阶段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有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所以说长江流域近年来水患频发，实际上就是天灾加人祸。

时至今日，长江的洪涝灾害依然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彻底解决长江的洪涝灾害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尽管经过多次灾害洗礼之后，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极大减少了人员伤亡，但真正想彻底解决洪灾的威胁，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