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票成为普通话的是四川话还是粤语？这一票当时又是谁投的呢？

说到这个普通话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的实用，如果不是普通话的推广的话，估计现在我们去那个地方玩玩什么的都不方便，方言之间差距比较大听不到太难受了，所以普通话的推广还是比较好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北京官话是比较接近普通话的，话说以前在选普通话的时候，是有其他方言差一票成了普通话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又是谁投了这关键的一票呢？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下面我们继续来分析揭秘看看！

差一票成为普通话的是其他方言的说法是谣言，是彻彻底底的谣言！

1912年民国建立，次年即成立大会准备选定国语，但其实，当时民国政府所讨论的“国语大会”根本就没有考虑要选哪种语言或方言为国语，而是约定成俗统一共识以北京话(老北京话，溥仪审判视频上说得那种，东北口语重的)为基础，然后再来考虑“定音”，即意味着与会者们也有另一个共识，就是想把北京话改造成另一种语言，而不是要选哪种方言直白点说，就是想恢复一些“古韵味”，也就是入声、尖团声、清浊音等古汉语的独有特点。

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考虑到一些方言但他们要的是这些方言的元素，而不是直接置换。

在这两个预设规则的框架内，大会确认：

1、 以老北京话为基础 ；

2、再从全国各地的所有方言或个别方面中选出部带有古汉语元素的字、词用来替换老北京话中的所对应字词；

3、对于这种做法，民国政府将之定义为“国语读音统一”。

大会结束后，由“读音统一委员会”整理所选定的字词，糅合北京话并录制了“国音”，实为北京话+南京官话(注：主要是取南京话的入声、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等古汉语元素，粤语根本没有“出现”过)，以及从全国各地的方言中挑出来的各种字、词这日后也成为了两年后它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老国音”是“边用边造”的，每一个字的定音都常常引起争议，从而使推行进程深陷泥潭、效果也大打折扣，随着国内军阀混战，“老国音”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纯北京话为国语，这也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后与大陆一样选择北京话为“国语”的根本原因。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当初“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辑)第133、134两期(1934年4月14日、21日)连载了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文章《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所以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经过。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人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读音统一会员，由教育部延聘若干(无定额)；各省推举2人，由行政长官推举；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1人。会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

1、精通音韵；

2、深通《小学》【注：古时称“文字学”为“小学”】；

3、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

4、谙多种方言(这一点太难为广东人了)。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80人(见附录完整名单)，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此外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从比例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推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其时蔡元培因政见与袁世凯不同已经辞职)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特别要再次强调的是，会议根本就不存在讨论以哪一个方言整体定为国语的情况，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逐一审定每个汉字的“国音”。投票表决的内容主要是对某些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它的读音。

读音统一大会在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开幕，实到44人，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29票当选议长，王照仅得5票任副议长。以一省一票的原则，会议逐一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国音”。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国音”，临时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并且确定一套字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记述，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对于“字母”问题几乎打起架来。当时字母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案：

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为字母；

2、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套符号系统；

3、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论僵持不下，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鲁迅)提议，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临时符号”为注音符号(《国语周刊》刊头上的符号就是这种“注音符号”)。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关，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这套“注音字母”在大陆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在使用。

国音统一会议不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算不上胜利的大会，但终于在5月22日闭幕，比预期的会期推迟了一周，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若”。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最终还是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所以说，在审定的这么多汉字中，也许有一些字及其读音是“差一票”通过的，但根不可能存在某一个方言直接被定为国语。

说完了，请不要再造谣传谣，谢谢。

附录：出席1913年【读音统一大会】80人名单(资料来源：《国语周刊》1934年4月14日第133期)

江苏17人：吴敬恒(稚晖)、陈懋治(仲平)、汪荣宝(衮甫)、顾实(铁僧)、华南奎、陆尔奎(炜士)、邢岛(瘦山)、杨曾诰(焕之)、董瑞椿(懋堂)、王X(云轩)、白振民(振民)、朱炎(炎之)、谢冰(仁冰)、胡雨人(郁人)、黄中疆(适园)、伍达(博纯)、朱孔彰(仲我，安徽代表)

浙江9人：胡以鲁(仰曾)、杜亚泉(伧父)、汪怡安(一厂)、马裕藻(幼渔)、钱稻孙(稻孙)、朱希祖(遇先)、刘X善(敬之)、许寿裳(季芾)、杨X(洁臣)、陈溶(子英)。

直隶8人：王照(小航)、王璞(蕴山)、马体乾(子良)、张x(仲苏)、王修德(新邦)、王仪型(式文，号希崎)、陈恩荣(哲甫)。

湖南4人：舒之鎏(贻上)、周明珂(芷佩)、李维藩(麓石)、陈遂意(文会)。

福建4人：卢戅章(X机)、蔡璋(子英)、林志煊、陈宗藩(莼衷)

广东4人：郑藻裳、罗赞勋(世芳)、陈廷骥、杨耀焜(华侨代表)

湖北3人：严正炜(彤甫)、陈曾(孝通)、李哲明(惺侨)。

四川3人：廖平(季平)、蒋言诗(志吾)、王锡恩(捷三，藏代表)

广西3人：汪鸾翔(巩庵)、蒙启谟(警民)、朱资生。

山东2人：张重光(绍宜)、隋延瑞(辑五)。

山西2人：杜曜箕(星南)、兰承荣(向青)

河南2人：陈云路(子怡)、李元敷(午樵)。

陕西2人：李良材(桐轩)、高树基(培支)

甘肃2人：水梓(楚琴)、杨汉公(X泽)

安徽2人：洪逵(菱龄)、程良楷(子箴)

江西2人：高X南(瀚九)、徐秀钧。

奉天2人：李维桢(子栋)、张德纯(子文，回代表)。

吉林2人：乌泽声(谪生)、王树声(宇清)。

黑龙江2人：赵仲仁、刘澍田。

云南1人：夏瑞庚(小琅)。

贵州1人：姚华(茫父)

新疆1人：蒋举清

蒙古1人：汪海清(子瑞)

籍贯不明者1人：孙鸿哲

【南京临时参议院】

议长为林森，副议长为王正廷。

参议员(以下名单有出入，待考)：

直隶：谷钟秀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搫、陈景南、丁廷謇、张启与、李载赓

山东：史泽咸、于洪起、陈命官、彭占元、刘星楠

山西：李素、刘懋赏、景耀月

陕西：赵世钰、张蔚森、马步云

湖南：彭允彝、刘彦、欧阳振声、覃振

湖北：田桐、刘道仁、胡秉柯、欧阳启勋、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

安徽：胡绍斌、常恒芳、凌毅、范光启

江苏：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

江西：文群、汤漪、王有兰

浙江：王正廷、殷汝骊、黄群、陈毓川

福建：林森、潘祖彝、陈承泽

广东：钱树芬、金章、赵士北

广西：邓家彦、曾彦、刘崛、朱文邵

四川：黄树中、李肇甫、熊成章

云南：张耀曾、席聘臣、段宇清

贵州：文崇高、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