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怎么对待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

1.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拐卖儿童较为严重的一个朝代，而且，查阅那时的笔记可以发现：很多人拐走儿童不光是为了买卖挣钱，还会用于更加恐怖的行径。

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案件：乾隆初年，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和他的妻子富沈氏、儿子富大，纠结了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等几个人，组成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每年的五月五日，一起驾驶着小船，到很远的地方去拐骗孩子，然后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

祭祀的仪式走完之后，他们再把孩子的肉吃掉，将遗骨锻炼为丹丸，认为这种丹丸吃了可以治疗结核病，可以“刀枪不入”，在被官府抓住时熬住大刑。具体实施时的残忍，用“令人发指”来形容毫不为过。

以乾隆十年为例：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先在娄县迷拐了一个九岁的幼女，名叫卜三姑的，陈大把小女孩的脚绑住，富大用剪子剪去孩子的脚趾，在孩子的惨叫声中，用烈火烧红的铁针插入孩子的脚掌，孩子登时昏死过去，他们再把她的脚浸泡在富沈氏早已煮好的石灰水中，“令肿烂，作为废疾”。

四月初一，船开到南浔，他们又迷拐了一个孩子，当时就杀掉，吃肉炼骨。五月十三日，他们将一个叫蒋二的孩子迷拐，处置的方式与卜三姑一样凶残，“亦以火煅铁针插入足踝，以断其筋”，然后，将一种喝了令人眼睛失明的毒药，逼卜三姑，蒋二一起喝下，“即成瞽废，转卖丐船行乞”。

2.按照《客窗闲话》中记载，比较神奇：“富子文南向跪拜，书符咒水以洒孩童，着体即迷。”真相其实是施用了迷药。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一年，安徽凤阳的人贩子马占文，用川乌、草乌、人脑等物，配成迷药——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生川乌外用能刺激皮肤，使人产生麻木感，草乌则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人贩子将迷药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骗对象时，将手巾在脸前绕一下，人立即昏迷(估计电视剧上面也是这样子)。

富子文的“符咒水”里估计也是加入了这些药物成分。富氏犯罪集团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叠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他们根据孩子的相貌和聪明程度，决定处置的方法，长得漂亮的卖到远处去，长得难看又不是特别聪明的“杀食其肉，灸骨为丸”。

最奇葩的是，这帮人还以行医算命为名，将用孩子遗骨炼就的丹丸卖给“濮院之尼，乍浦之妇”，用以打胎“去私孕”，获利甚厚。

3.如何惩治人贩子：对富氏犯罪集团采取的是公开审理，允许百姓站在堂下旁听。

首先审讯的是犯罪集团头子富子文的儿子富大，衙役刚刚将其押上堂来，早已了解其罪行的百姓就喧哗躁动起来，随着人证、物证的逐一出示，“供证凿凿”，富大俯首认罪。就在这时，堂下的谩骂声越来越大，突然间，激愤的人群将负责维持秩序的衙役推开，冲上堂来，把富大推倒在地就是一顿暴揍。

县令一看急了，惊堂木拍烂了也不管用，只好让衙役们用水火棍将人们驱赶开来，再看富大，已经被打成了一团肉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县令惊魂未定，师爷突然匆匆赶来，在他耳边低语道：“大人，出事了，在监待审的主犯富子文听到刚才百姓们冲上公堂的声音，竟然吓得一命呜呼了！”

县令勃然大怒，立刻斥责刚才领头冲上堂来的杨秀章、姚泰晋、赵凝周等人：“你们这样冲动，打死了富大，吓死了富子文，等于让他们得了善终，懂吗？！”县令的话一点都没有错。

4.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以儒家思想立国，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字，这个“仁”字不是乱施爱心、假慈假悲，而是强调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认同感，比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地之性，惟人为贵”。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又将家庭作为一个国家构成的基础和“缩小版”，十分强调维护家庭的礼法、亲情和完整性，《孝经·圣治章第九》就有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对他人家庭的侵犯和破坏被视为威胁王朝统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拐卖孩子不仅违背“天地之性”，而且等于破家，按照中国古人惯用的类比推理：破家再往前一步就是灭国，哪个皇帝也不敢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因此从汉朝起，对人贩子的惩处就比照酷刑的最高上限。汉朝是磔刑(砍头后再将尸体分裂)，唐朝是绞刑，元朝也是杀无赦，明朝和清朝对人贩子首犯则凌迟处死——所以，被“群殴死”简直是被捕后的人贩子最渴望的一件事儿。

嘉善县令把那几个百姓臭骂一顿，“富子文父子未经生受寸磔，明正典刑而伸童蒙之怨气，惜哉！”然后继续审案，富子文和富大死了也不算完，还要“锉尸枭首”，其余的从犯一律斩立决，那个制造石灰水泡烂被拐女孩脚丫的富沈氏，也一刀砍了了事。由于拐卖儿童罪恶极大，我国古代在处置时是不设年龄和性别的“优惠政策”的，嘉庆十六年，浙江省有个七十多岁人贩子张良璧，十六年拐卖了十六个女婴，同样被判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