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长安十二时辰》，浅析唐朝宝石来源，有哪些用途？佛道儒影响
《大唐西域记》记载“波剌斯国周数万里，出奇珍异宝”。《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国“出珊瑚树，琥珀、玛瑙、玻璃、火珠、琉璃……。”《通典》记载波斯“有大鸟卵、珍珠、琉璃、玛瑙、金银、金刚。”
由以上资料可知，波斯是众宝产地，盛产珍珠、珊瑚、或、琉璃、水晶、金刚石、火齐珠等宝石。
《诸番志》记载“大食国出象牙，所产象牙品质极好。”“真（珍）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琉璃，出大食诸国。”
可见，大食国也产多种宝石，如红宝石、珍珠、绿松石、光玉髓、青金石、玻璃、琉璃、珍珠、象牙等等。
地中海周边地区（拂菻国），拂菻国是隋唐两朝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称号，东罗马帝国跟阿拉伯帝国（大食国）一样也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旧唐书》记载拂菻国“其宫宇柱栊，多水精琉璃为之。”“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大贝、玛瑙、琥珀、砗磲、珊瑚，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唐会要》记载“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
这里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生活着大象和犀牛，所以这里有机宝石比较多，在唐朝时期，天竺国、狮子国是有机宝石的重要供应地。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都出产哪些宝石。
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锡兰），《新唐书》记载此地“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船常自辄取，”斯里兰特生产多种宝石，例如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珍珠等等。
罽宾国，这个国家位于阿富汗境内喀布尔以北，产珊瑚、湖泊、碧琉璃。
箇失密国，也称迦湿弥逻，所处位置在今克什米尔，在《新唐书》、《大唐西域记》中都记载箇失密国盛产火珠。
综上所述，中亚地区康国、石国出产瑟瑟，吐火罗国、俱兰国出产青金石（金精），箇失密产火珠，罽宾国产琥珀、碧琉璃、珊瑚。
东南亚地区，主要包括马来半岛、中南半岛，地处于亚洲东南部，在我国古代又称南洋。东南亚地区国家非常多，这里属于热带雨林地区，适合犀牛和大象生长，大部分国家都盛产象牙、犀角。
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都出产有机宝石象牙，其中林邑国、诃陵国、多蔑国还产有机宝石犀角；婆利国、堕和罗国出产火珠，诃陵国还盛产有机宝石玳瑁。
东北亚地区（倭国），倭国盛产玛瑙和琥珀，史料中还记载，倭国在唐朝永徽年间朝贡琥珀和玛瑙。
《唐会要》记载倭国“出玛瑙，黄白二色”“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
《太平广记》记载“拔拨力国，唯象牙及阿未香。”
宝石世俗生活用途
世俗生活，也就是百姓日常生活，外来宝石主要应用于生活器皿、首饰及配饰、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车马装饰品等等。
生活器皿，外来宝石常常被唐人制作成高档的生活器皿，唐人器皿种类非常繁多，有杯子、樽、盏、盘、碗、钵、瓶等器皿，每个器皿都能用不同材质的珠宝做成。笔者以杯子为例，来一窥大唐盛世日常生活用器皿的豪华。唐代用的杯子有，玛瑙杯子、琉璃杯子、琥珀杯子、水精杯等。
《全唐诗》记载，元稹“杯夸玛瑙烘”，李商隐“轻斟玛瑙杯”。岑参“酒光红琥珀”，杜甫“春酒杯浓琥珀薄”。《旧唐书》记载康国进贡水精杯“开元六年，遣使贡献锁子甲、玛瑙杯、水精杯。”
由此可见，唐人非常喜欢使用玛瑙杯、琥珀杯，唐时期，康国还向大唐进献水精杯，水精杯在当时是昂贵稀罕物。
笔者认为，唐人用这些外来宝石制作成妇女用的发钗、发簪、发梳等首饰，这些令人炫目的宝石首饰将女性彰显的雍容华贵，当然，这些首饰都是非常昂贵的，只有皇亲贵胄和贵族富裕家庭的女子才能用得起。
宝石配饰，唐朝的达官显贵在参加皇帝朝会或盛宴时，常常喜欢佩戴犀角饰板装饰的腰带，皇帝也常常将一条贵重的犀带赏赐给有功之臣或宠臣。
《旧唐书》记载，唐宪宗赏赐给裴度一条犀带“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上赐之犀带。”
在《全唐诗》中也多次提到犀带，元稹“犀带金鱼束紫袍”，白居易“犀带金章荣贵身”，由此可见，唐代用犀牛角制作犀带已经很普通了，犀带不仅是一种配饰，更是身份的象征，唐律甚至规定官位不同，犀带也是有区别的。
据有专家统计，在《全唐诗》中，有26处提到了象牙床，尽管当时象牙是非常昂贵的，但在唐朝豪门贵胄家庭中，象牙床教为普遍。
玳瑁和珊瑚在唐朝，也经常用于装饰床，《全唐诗》白居易提到“玳瑁床空收枕席”，花蕊夫人“总有珠帘玳瑁床”，李欣“赤花双簟珊瑚床”，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用玳瑁、珊瑚这些昂贵的外来宝石装饰床笫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唐人除了用玳瑁、珊瑚、瑟瑟装饰床之外，还用这些外来珠宝做枕头，有水精枕、犀枕、琥珀枕、珊瑚枕、瑟瑟枕、玻璃枕等等。特别是瑟瑟枕非常昂贵，《南部新书》记载“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
除此之外，唐人要用真珠来缀饰被子，用真珠、玛瑙、琥珀、犀角、水精、象牙、砗磲等外来宝石制作七宝帐，武则天时，张易之久曾为他母亲制作七宝帐。
室内装饰品，唐人经常用外来宝石来装饰室内，例如富贵人家的门帘就有好几种，有水精帘、真珠帘、玳瑁帘；水精如意、象牙如意等如意摆件；唐人所用的镜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铜镜，还有琉璃镜、玻璃镜，这些物件在考古方面都有实物出土；此外，用外来宝石制作屏风的主要有真珠、瑟瑟、玳瑁、水犀等装饰品。
车俩及马鞍中的外来宝石，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用贵重的瑟瑟宝石制作皇家出行车马上的妆饰物，来彰显皇室身份，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唐懿宗的同昌公主出嫁时，他几乎将国库里珍藏的宝石都赏赐给了同昌公主，公主用这些宝石装饰新宅和车辆，她乘坐的七宝步撵就是用真珠、玳瑁、玛瑙、水晶、辟尘犀等外来宝石。除此之外，唐人还喜欢用珊瑚装饰马鞭。
外来宝石在宗教生活中应用
在唐代，外来宝石除了在世俗生活中应用广泛外，在宗教生活中应用更受重视，在佛教生活、道教生活、儒教生活中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的必须品。
外来宝石在佛教生活中应用，佛教所推崇的佛家七宝，虽然很多佛经所记载的七宝不同，但毫无疑问，有很多是外来宝石，其中琉璃、砗磲、珍珠、玛瑙是七宝中较为稳定的四种，这四种都有外来宝石。除此之外，外来宝石在佛教中还有许多其他用途。
制作香炉，唐朝为安乐公主制造的百宝香炉，就用了真珠、琉璃、琥珀、玛瑙、璖琬
琰、珊瑚等外来宝石。摘自《朝野佥载》。
制作幡幢缀饰，唐朝举行迎佛活动非常隆重，为了表达信徒的虔诚，幡幢常常用外来宝石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等点缀。
《新唐书》记载迎佛骨奢华场面“缀珠瑟瑟幡盖，残彩以为幢节，费无赀限，天子御安福楼迎拜，至泣下。”
唐朝用昂贵的外来宝石缀饰幡幢，表达佛教徒们对佛家圣物佛骨顶礼膜拜的虔诚之心。
制作菩萨衣披装饰，在佛教中，外来珠宝真珠、玛瑙珠、金银珠等做成珠幡的串珠外，在敦煌寺院的供养具中，我们还看到了菩萨衣披的装饰。
外来宝石制作存放佛骨舍利的器皿，外来宝石在佛教中被视为至上宝物，可以做成用来存放佛骨舍利的琉璃瓶器，水晶棺椁曾用来存放佛指舍利，此外玻璃器、琥珀、水晶球等制作供养佛骨舍利及其他佛教供养物。例如，法门寺出土了琥珀行走狻猊、环形绿琉璃珠、水晶球等，这些都是佛家宝物。
外来宝石在道教生活中应用
营造道教仙境的七宝浴池，我国传统道教也推崇七宝，唐代用外来宝石营造道教仙境七宝池中金精琉璃城郭；道教仙境中天上诸星宿的居住处，皆由琉璃水晶装饰或修建而成。在道教修行中也要使用金精、宝珠、珊瑚、琉璃等外来宝石，炼制丹药是道教修行的重要项目，在炼丹中也使用了外来宝石，例如使用犀角炼制小还丹。
此外，道教还将外来宝石用于治疗疾病，例如水晶（精）入药，可治疗眼疾，这可能与水精晶莹剔透的特点有关。《海药本草》记载，犀角入药对治疗痢疾有效，在道教医方中犀角还可以治疗杀鬼病（精神病），治疗猝死的“灵宝还魂丹方”的道教医方中也含有犀角，由此可见，犀角在道教医方应用中，用途很广泛。
外来宝石在儒教中应用
儒教备受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推崇，它将宗法制度和神秘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儒教的主要思想体系就是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外来宝石在儒教中的用途，主要体现在身份地位、尊卑等级，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佩戴的配饰是不同的。
在唐代，只有皇帝、太子、五品以上的官员所佩戴的簪导，才允许使用犀簪导，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用象牙簪导。唐朝官员参加盛宴或者朝会时，需要佩戴腰带，唐律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佩戴犀带，级别越高，所用犀角的品质越好。犀带也是皇帝对宠臣或者有功之臣的赏赐之物。外来珠宝还用来制作天子、皇族及各级官吏的舆车。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制，天子车舆，玉、金、象、革、木，是为五辂”
唐代宝石为何如此发达？
笔者认为，唐代宝石使用如此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唐朝宝石朝贡贸易繁荣，宝石贸易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西域诸国所产宝石大量引入唐朝境内，吐蕃、敦煌、长安、洛阳都是外来宝石重要集散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宝石贸易比陆路还要繁荣，扬州、广州都是外来宝石重要集散地，这导致唐代外来宝石种类极多，进口源地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