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胜起义”事件，来分析秦国灭亡的原因
可自秦以来不但没有某朝“传于万世”，而且还有多个朝代与秦国一样“二世而亡”，这都说明他们并未探讨出秦国灭亡的真正原因。事实上，秦国的灭亡并非是一个简单、易解历史命题，本文试从《史记·陈涉世家》所载“陈胜起义”事件为切入点，对秦国灭亡的原因进行综合客观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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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亡的根本原因——土地兼并
《史记·陈涉世家》开篇即对陈胜的籍贯和身份做了简单记载，且在提及陈胜身份时明言：“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1949）”，“《史记·索隐》注：广雅云：佣，役也。按：谓役力而受雇之也。”按司马贞注，陈胜属于雇农或佃户，他以“佣耕”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生活，自己并无土地，这段记述从侧面反映出秦国（秦代）土地兼并的史实。
众所周知，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这项措施维护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控制权、符合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而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载：“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到秦并天下后秦始皇便开始在全国推行这一制度，《资治通鉴·秦纪二》载：“始皇帝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废除了西周的封建领主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土地私有制亦有弊端，它使得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农民的行为合法化，实质上开启了秦帝国的土地兼并之风，造成了随后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从而加剧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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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国是“二世而亡”，但若以秦孝公“商鞅变法”为始至秦统一天下，秦国土地私有化已经发展将近一百五十年，秦始皇时期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农民破产问题已经凸显，有如陈胜一般的“佣耕”者仅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地主耕种来维持生计，他们的生活十分悲惨，《过秦论》明载：“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
除此之外，已经丧失土地、沦为“佣耕”的陈胜等依附农（雇农和佃农）——即《商君书·境内》所称“庶子”，他们已经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去来改善生活。按秦国法律，下层人民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晋升的两种方式为军功与纳粮。
《商君书》载：“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国中官民百姓，非立功者不得封爵，公室宗族亦不得例外。奴隶斩杀敌人首级一颗，可赎其身为民。百姓斩杀敌人首级一颗，可得爵位一级。斩敌首级多者，依次论功封爵，虽身为奴隶，积功多者，亦可位列于大夫之爵。臣民之田宅奴隶妻妾多少，亦依爵位而定。无爵者不得多占田地，不得多使奴隶，不得多娶妻妾。其多者收归国家，赏与有爵之人；《商君列传》载：“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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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本质仍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但秦灭六国后已无大打仗可打，而行军打仗需要自备的粮食衣物对“佣耕”一类穷苦人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加之没有土地亦无法“戮力本业”，所以陈胜一类“佣耕”者便不能凭借自身努力来改善生活条件。当陈胜对众人说“苟富贵，无相忘”时，同为“庸耕”的其他人全部都嘲笑陈胜“求富贵”的理想，“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
从《史记·陈涉世家》所反映出的“佣耕”者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可见，到秦始皇时期秦国社会逐渐进入到“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模式，这种僵化体制不是稳定的状态，而是大变革、大破坏之前的一种沉闷的前兆。纵观后来的起义部队，基本上是由陈胜这种“破产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丧失土地后没有生活来源、亦不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来得到晋升，在无法忍耐时只能选择铤而走险。
二、秦亡的主要原因——赋税、徭役繁重
如前文所述，秦国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凸显，并导致地主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但秦始皇并未采取积极措施来进行调控。尤其是秦始皇统治后期追求个人享乐，修建豪华宫殿、五次外出巡游、四处求长生不老药……以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汉书·食货志》载：“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又：“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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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陈胜这种佃农来说赋税则更为沉重，《文献通考·田赋一》载：“（佃农）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其下注：“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除田赋之外，陈胜还要缴纳“口赋”——即人头税，《史记·货殖列传》载：“齐、秦皆有口赋……秦以户计，岁二百文，是齐之税重于秦。”他还要服徭役——兵役或力役，《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索隐）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犟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按《史记·索隐》所注，对“闾左谪戍”有两种解释：不必缴纳田赋的人“复除者”都居闾左，但他们不能免服徭役，“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劳役太多，居住在“闾右”的富人已被征发殆尽，只能征发贫困的“闾左”居民。总之，秦国赋税之重亘古未有，尤其是秦始皇时期徭役繁重，《汉书·严安传》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始皇帝用横征暴敛的方式榨干了国家的劳动力储备，这亦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将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三、秦亡的直接原因——刑罚严苛
面对土地兼、赋税沉重导致的农民生活困苦、逐渐破产的社会问题，坚持“法家”治国的秦国君主非但没有采取“轻徭薄赋”来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却“以暴制暴”，用严苛的刑罚来进行镇压，以期维护国家统治。秦朝在建国后颁布了全国通行的《秦律》，刑罚名目繁多，见于《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的死刑就有四种；此外，法律内容对“犯罪”标准的规定极其严苛，其中《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载：“（官吏）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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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记·陈涉世家》所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索隐）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渔阳县名，在渔阳郡也。（正义）《括地志》云：渔阳故城在檀州密云县南十八里，在渔水之阳也。”陈胜一行因遭遇“会天大雨，道不通”而无法按期赶到，这就触犯了秦法。杨钰侠先生考证，陈胜里籍阳城在河南商水县，但陈胜等九百戍卒当是在今固镇、宿县、濉溪等地征发而来，这符合陈胜是“迁徙之徒”的记载。
渔阳在澶州密县，即今北京密云县，与宿县相距约九百公里，陈苏镇先生考证：“秦统一前，各国人民只在本国输租服役，距离不会太远，成本也不会太高。而秦统一后，关东人民特别是楚地人民要到关中及长城一线输租服役。由于距离遥远，他们的实际负担便大大增加了。”加之法律准绳过高、过于严苛，使秦国人因过失犯法成为普遍现象。
陈胜一行“戍卒”触犯法律后及将面临死刑，他们亦无处逃、无法逃，“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明言在秦国若因拒服徭役而逃亡者仍将判处死刑，面对无法按时到达、又不能逃亡的两难境地，陈胜等人只能选择起义，他们也只有起义才可能获得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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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在鼓动起义时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列举了三种结果：逾期要被斩首，没有活路；即使不被斩首，服役时死亡者“十之六七”，仍无活路；若想逃跑，被抓住还是判死刑（这一点不言自明），所以只有起义才有可能活命。综合刘邦、英布等人的起义原因来分析，他们多数亦是无奈触犯了秦国法律被判死刑后才选择起义，这也意味着秦国秦法“以暴制暴”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结语：
可见，秦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问题，“使黔首自实田”开启了秦帝国的土地兼并之风造成了土地兼并、加剧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土地兼并是秦国以后历朝历代都必须面对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能避免，只能延缓，一旦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土地兼并都会发展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个问题。
而秦国之所以“二世而亡”主要是因赋税沉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成为“佣耕”者（雇农、佃户），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且生活无望，所以“民怨”越积越深；加之秦法的刑罚严苛，大多数过失犯罪皆被判以“死刑”，人民只能选择起义才有生的希望，最终酿成秦末农民大起义。
秦国赋税沉重和刑罚严苛是一种易于观察的现象，以致后世学者多将“秦亡”归结于此，如汉初汲取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缓刑轻法”的措施来缓解矛盾。但土地私有制导致农民破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最终仍亡于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