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为何一定要杀年羹尧？
此外年羹尧对雍正登上皇位也帮助很大。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靠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是指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隆科多当时统率步军五营约两万兵力），让雍正的反对派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称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正因为年羹尧功劳巨大，雍正二年（1724年）入京，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但翌年（1725年）十二月，风云骤变，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雍正四年（1726年）赐自尽。
那雍正帝为何一定要杀年羹尧？
一、年羹尧利用自己的权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
年羹尧早就利用巡抚、总督职权侵蚀军需、勒索属员、私占盐窝、擅增盐引、卖茶贩木，不择手段地贪财谋利。
年羹尧仗着雍正帝的宠信，接受贿赂、卖观鬻爵。凡走他后门，以求一官半职者，都要向他送礼，多者竟达现银二万两。仅题补官员一项，他就接受“谢仪四十余万两”。
由于年羹尧常年带兵在外，他还侵吞军需，多者达一百多万两。
例如在青海平叛战争期间，郭莽寺（位于大通县东峡乡衙门庄，青海五大格鲁派寺院之一。）被剿灭，总兵黄喜林奉命将所得金佛、珠宝、金银、狐皮、绸缎等装载四十余车，交与年府管家魏之耀。十余年间，年羹尧聚积起巨大的财富。
当年羹尧被迫离开西安赴杭州将军任时，知道已经失宠，大祸即将临头，急忙疏散隐匿资财，用载重一千三百斤的骡车二百三十三辆装满财富，分赴京城、直隶、湖广、江南、四川、宁夏、山西、山东、兰州等地。
年羹尧在直隶各州县还置有田地二百九十七顷、房屋一千二百余间。仅在保定房产中就藏有银五万余两、金首饰三十四斤、银首饰二百八十六斤……
二、年羹尧依仗战功，得意忘形、狂妄自满，不把雍正帝放在眼里。
主要表现在年羹尧擅自改动雍正帝的谕旨。他在一个密折中写道：“臣羹尧捧读颁发上谕，周详肫挚，实能感动人心。但此番彝作乱，边民受害者，惟庄浪、凉州、永昌、古浪四处所属村堡，其甘州、肃州地方，贼未到也。目下正值上纳粮草之时，是以臣冒昧稍为增减数字，即通行晓谕，以慰人心。”
更有甚者，年羹尧竟公然为雍正代笔“：
今年三月，臣将所刻陆宣公奏议一部恭进，蒙圣恩许赐序文，……伏念万机无暇，恭劝节劳颐养，何敢以此上烦圣心，不揣固陋，代拟一序，倘得宸翰挥洒颁发，臣之荣耀永永无极。”臣下擅改谕旨，代皇帝撰写序文，而且先斩后奏，这在封建专制王朝，当然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之罪，而年羹尧却相继做出，足见其得意忘形之至，同时也暴露出他对雍正的不恭之态、不臣之心。这已远远超出雍正所能容忍的程度，尽管雍正当时隐忍而未发，但恼怒之情可想而知，从而加速了雍正与年羹尧的绝裂。
三、位高权重的年羹尧有自己的野心。
从雍正二年春季起，随着功高爵显、权威愈重，年羹尧的野心也急剧膨胀。
当时朝廷亲贵都很迷信，星相、算命、占卜、堪舆、图谶一类，颇有市场。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初年，常有一些道士、喇嘛、术士、巫师、看相者、算命人出入有政治野心的王公贵族府中，讲预言、说天意，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危害皇朝稳定的政治事件。
年羹尧处也豢养着静一道士曹涛安和术士邹鲁，他们找到一条图谶碑记：“赤云飞上陇头山，此日江分九鼎逢。纪岁木火，毕当承运。”解释说“：分九鼎者，天下大乱也。纪岁为年，年羹尧当承运为帝。木火为乙丙，岁在丙午（雍正四年），正宜起手。三月初一日发动，万方俱利。”年羹尧对此深信不疑，他还宣称自己住房上有“王气”出现，出生时“金光满室。”还认为，如果天下大乱，他“据天下上流，更兼兵强马壮，谁人敢当。”这时年羹尧的“狂悖”已经发展到谋为不轨，他已从皇权的支柱、国家的栋梁变成了朝廷的威胁。这当然是雍正帝绝不能容忍的。